Monday, March 8, 2010

【权利:3098】 “共同社论”事件见证“改革之死”


“共同社论”事件见证“改革之死”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陈永苗

 

以经济观察报为首的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促户籍改革加速。共同社论,把话语当一种共同政治行动,看起来很有震慑力的施压。可是昙花一现,被激起来的改革渴望,第二天就冷水泼了下去,遭到严控。

据披露,《经济观察报》遭受当局整肃,社长兼总编辑刘坚遭严重警告,一名副总编辑受记过处分,而负责起草该份社论的经济观察网副主编则被炒。整肃再次放大了“共同社论”的意义。

13家报纸可以协同作战,说明这已经是熟透烂透的共识。正如社论说,当高房价已经替代户籍政策成为新的城市门槛时,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就水到渠成的发出了,户籍门槛实际上已经被房价门槛取代。在中国,能上媒体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是已经过期的,不可能解决的。脱敏的,去政治化的,则是已经丧失最好时机很多年的,再鬼吹。鬼吹还让改革媒体产生自恋。能在媒体上说话的改革话题,基本上是无药可救的了,烂透了才可以说。总之能到媒体上的,被官方允许的,都是落后的。例如“和谐”提法,不是到了极端不和谐,才不会提呢。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户口不只是一个小本儿,更重要的是附着在这个小本儿上的种种福利和待遇;户口制度的不合理在这里,户口制度改革的障碍也在这里。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味同鸡肋。很多人只看面子不看里子,只抓一些皮毛。

与此相似的还有虚假面具土地财产权。现代化过程的土地,是已经金融化,可以流转的商品。那么土地呈现出来,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那么成为焦点的,就是土地上所蕴含的价值的分享,而不再是古典财产权意义上保障私人的地盘。赋予当下中国农村私有产权,并不是确认土地的占有,而是一次不均分赃。也就是让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分一杯羹。所谓的土地纠纷,只有在土地流转的时候,才会大规模发生,而土地流转,正是土地上交换价值的兑现。

看来私有产权仅仅是一个道具,仅仅是一个皮。里面蕴含的土地价值,才是真正关心的。私有化的反对者,也并不是真正的反对私有产权,而是当私有产权兑现,就把有全国人民创造的土地价值,就归于占有土地的人。这是一种文明海盗的掠夺,没有劳动就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一种盗窃。犹太谚语中说,私有权就是盗窃,在这个地方很昭然。

城市里面或城乡接合部的土地纠纷中,土地所有权只有在拆迁征收的时候,才有政治意义。没有转让,有没有私有财产权,是不会引起巨大政治纠纷的。表面上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其实质上,是如何分享土地的巨大价值。土地所蕴含的价值与土地所有权,虽然是两码事,但在现实中被混同起来。这些纠纷中,从来没有出现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情况。土地私有化,获得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要求,不过是一种占有分享大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地租的幌子。并不是为了产权证,而是为了附丽于土地上之上花花的“银子”。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必须警惕的一个问题是,城乡一体化是否可以长久有用,是值得深究的。用十来年的时间,来慢慢放开国民待遇,恐怕后劲不足。

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的资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目前所以减少,但是比赤裸裸一无保障的农村,还是值得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城乡二元体制维持的差异和特权,营造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空间。如果城市的待遇与农村一般,或者相差无几,那么农民就没有动力进程。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罗马公民权的历史来论证。罗马公民权是城邦公民政治的产物,这一身份的尊荣,连同其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长期政治进步的产物。非公民的平民和奴隶对公民权的渴望可想而知。

罗马公民权也是颇具价值的财产。由于是罗马城贵族和平民的特权,一开始对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共和时期, 在公民权问题上逐步扩展。对内扩展到城邦内的平民和部分奴隶,对外扩展到被征服者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公元212年,当元首卡拉卡拉差不多将公民权普遍授予整个罗马世界时,公民权已大大贬值。由于范围扩大,最后全罗马帝国都是罗马公民,这时候公民权就是废纸半张。

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罗马公民权的意义已消失殆尽,罗马公民不再珍视公民生活,它们承担的只有赋税的重担。于是,罗马人这个名称,曾经不仅被珍视过,并且曾以很高的代价被换取过,但现在人们则甘心情愿地拒绝它、逃避它,把它认为是可鄙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东西。”

可见,罗马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特权才有利益,把特权扩大,利益就稀薄了。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当没有的时候,还有混含着利益的时候,人们还渴望。这时候如果偏偏不给他们,而到了未来,这种特权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没有的时候觉得饥渴,有了的时候一点也不重要,或者一点用也没有。人们要的,并不是户籍制度的取消,而是与城市同等待遇,尤其社会保障。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户籍制度因为关系太大,一下子放开是不可能的。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建立在特权和差异之上,天生有缺陷后劲不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没有特权和差异,城乡一体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那么特权和差异会被比较长久地维持,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将比乌龟爬得还慢。

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仍在拉大,原因很简单:政府对城市投入较多,对农村投入太少,从而造成城乡居民机会的不均等。所以城乡一体化这种依赖特权和差异之上的户籍制度改革远远不够,需要一种起点平等的改革,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全局出发,倾向投入于贫困的农村。加大这些区域的投入,使它不至于中国产生一个大移民,人都涌到城市里去。也就是说,不要完全寄托于城市消化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路径,户籍制度改革更依赖于中央权威和支持。

   共同社论发表之前,有温家宝和周永康就户籍制度需要改革进行讲话。有温家宝和周永康的尚方宝剑,共同社论为何还被整肃,原因在于专制的逻辑是组织之外无政治,党外无舆论,共同社论对于当局而言,是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动,而且赶在两会之前,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所以要略加惩处。专制的逻辑最为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

共同社论被整肃,只能证明一个不愿意承认的,有眼睛不愿意看,有耳朵不愿意听的事实:改革死了,而公共舆论对改革的推动力,已经趋于零蛋。

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在毛泽东时代几乎就是中央的化身,具有极高的政治权威,政治路线斗争在报纸上看得很清楚。在80年代至少知识分子地位崛起,专制权力经受文革和加入全球化面前,显得信心不足和弱小,于是媒体是另外一个太阳,可以代表政治总体性,可以较为有效地推进改革。可是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力量的崛起,媒体的多元化,于是代言政治总体性,代表方向的功能就丧失了,慢慢的说话就不顶用了,当做耳边风和干扰电波,此时专制权力受到市场经济的滋润,强大起来,现在媒体对地方政府还有一些作用,对垄断国企和政府部门,基本没用。

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媒体从总体性走向民权,从抽象政治路线走向维权运动,只有后者,才能帮助其找到公器的感觉。

一巴掌打在脸上,还继续做改革梦。这叫做什么,贱骨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知识分子把各家的底牌都看透了,但是自己却上不了牌桌。大部分人的看不清这个事实:自己上不了牌桌。媒体也是一样,如今也上不了。媒体虽然比学院内跟接近现实,但是其思想路线必须由被政治控制的学院提供,所以学院的落后性,必然带动媒体的落后。学院派倾巢而出,整成公共知识分子,也是用处不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我们要的不是道德正确,而是达到目标。

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传媒空间来可能很重要,但对于政治领域,无足轻重。不管是现在的政治空间,还是将来的政治空间。舆论不等于政治,距离政治遥远得要死。

李泽厚说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突出。到了二十一世纪,改革中的思想和学术,都与现实和民众完全脱钩。也就是产生重大形势变更。公共知识分子出台,正是以改革为背景,已经来不及。这一些都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眼下的红,没意义。

网友“我系椰子”说,“呼吁”的前提是呼吁的对象可能倾听。我以为这个前提并不存在。我以为,斗争的基本战略是“假装有权利”,也就是要求落实我们的纸面权利。但我们不能假装对手讲理。这是依法维权高过以理维权的地方。这个政权的基础已经是100%的利益了。

权贵掌握军队、金钱,政治组织和媒体组织,而改革的媒体力量顶多像脸上的蚊子。除非有死亡威胁,否则媒体启蒙是千年的无用功。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推动改革的乐观与自信,经过89年和90年之后的蹂躏,已经只能存在少数人的精神分裂中。90年之后,权贵资本自己挥刀,把中国分成两个中国,整体上不再具有改革“同一质”。主人是权贵官僚,其他人中,知识分子是自耕农,底层民众是奴隶,已经被排除出共同体之外。两个中国之间是潜在的或者明白的敌我之分。这时候温和的改良也是被当做阴谋,当做谋夺权力的诡计。权贵官僚的捍卫所掌之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伪装成自我保存的激情,无权毋宁死。所以不可能通过媒体的推动,让权贵官僚放弃权力。

令人觉得悲哀的,改革主义及其言说,就像我们电视不断更换频道一样,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在改革之后,物质和金钱的力量,已经占了上风,不像80年代那样可以自信满满。说话作为行动,是瞎子领导盲人。而且在一个转型和革命逼近的时刻里,媒体和知识分子还眷恋说话作为行动,而且还沾沾自喜,这就是祸害。

这时候,如果镇压与整肃,说话作为行动就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只能满足说真话的渴望,或者被当做道义英雄的渴望。意义来自被镇压与整肃,而不是其言说。

我时常觉得,试图推进民主的人,其政治成熟可能还需要三十年。而在未来三十年中,就像民国五四之后,行动的意义会彰显出来,而把话语当做行动的,会当做鄙夷的对象。

长期的空头许诺,而没有办法兑现或者部分兑现,只会激起非理性和狂乱的怒火。在没有办法兑现或者部分兑现的情况之下,启蒙就要慎重。当然媒体启蒙并不必然的与枪杆子结盟,但是首先当行动的渴望很强烈的时候,就像未来就有可能;其次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本身会渴望获得力量。媒体启蒙拒绝枪杆子,决绝政治力量,又作为政治反对派,这时候就是很大规模的无病呻吟。遭到严重政治反击,同样是一只丧家狗。也就是说媒体启蒙要么没用的狗,要么就是一只将来吃人的狼。

不可能让你准备了充分条件在行动,在行动中成熟条件,边建设便准备,行动会带来准备条件的更大空间,就像维权运动带来更大的言论自由。说明把话语作为行动,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仅仅是一些准备条件。行动就是说话,一个行动,抵上一千个知识分子说话,例如邓玉娇案件。如果网络降低了说话成本,可以匿名,所以有那么多人网络参政。关键还在通过行动降低成本。

激进的革命呼唤,并不一定就带来坏的结果,例如梁启超就用大革命来吓唬清廷,要他们改良。最为关键的是促成现体制吸纳,吸收革命因素为改良因素。现体制是不断迫使改良因素成为革命因素。个人的改良或者革命立场无关紧要。若可以改良,革命因素也促成改良,如不可以改良,改良因素也只会促成革命。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乱。要有意义,靠的是阐述和赋予意义。同样一场运动,涮了不同油漆,性质就不同。对于底层的抵抗而言,知识分子团体的背书很重要,决定了是叛乱还是革命,所以革命抵抗权的引入,并且作为政权的根基,就迫使知识分子站在底层一边,而不是作为太监,站在权力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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