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31, 2009

【权利:2979】 《公益时报》12月31日报道《中盖项目遭指责折射草根NGO窘境》

是掘墓还是造墓【59】中盖项目遭指责折射出谁是欺骗者和破坏者

常坤  2009年12月31日

该报道,外人看起来,也许就过去了,但是对于中国艾滋病社区的很多人读起来,我想除了更加嘲讽 中盖项目和某些人之外,那就是对于CDC的一些人的野心在媒体公开报道中找到了一点佐证。我就不多说了,让更多的人把信息反馈出来,我们汇总之后,会更有力量,请访问:https://sites.google.com/site/boycottgatesfoundation/

还有几个小时就进入2010年了,几年来,每年我都会对我下一年对于中国艾滋病的工作说一个简单的思考或者方向,用来指导我在这一年中的活动。2009年,对于我及其我的工作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参考我2009年新年来临时的祈愿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对于这个2010新年,我却是有一种非常的悲观和一种压抑的喘不过气的感觉,也许这是大任之前的征兆吧,也或许本来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

在21个小时前,我在我的twitter @changkun 里也同时发了一个感慨:
又新年了,今年想不出什么特别的例行一句话新年祈愿了,就考虑捐个不大不小的款子支持几个案件,专门起诉中国各部门CDC职员的,有点风险,但更考虑是对他们在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操守的监督,不知道是否可行
也请各位朋友给点参考意见,资金来自我自己和我家人,反正他们对我的支持已经也谈不上再多个两三万了。请直接私信给我,谢谢!

新年快乐!





中盖项目遭指责折射草根NGO窘境
http://gongyi.people.com.cn/GB/10687349.html

陈江宏

2009年12月31日09:25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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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草根NGO更像是青春期的孩子。自以为长大成人、懂事稳重,却还未经历风雨,少不更事,因而敏感、脆弱、猜忌、叛逆,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都将会长大。

  ■ 本报记者 陈江宏

  艾情紧急!

  今年11月30日,卫生部公布了最新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

   截至10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近32万例,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估计2009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 万人。在新发的感染者中,男男性传播上升明显,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32.5%,成为2009年新发感染的重要途径。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日前表示,中国控制艾滋病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让感染者尽早被发现,及时进行规范治疗。”这正是执行中的“中盖艾滋病项目”的主要目标。吸收草根NGO加入项目,进行引导、培养。

  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经验交流会上透露:在中国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达二百七十六个,涉及四十多个主要的多边国际组织、双边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等,项目经费累计约三十五点八亿元人民币。

  无论成功与否,“中盖艾滋病项目”的探索和成长都将为中国防治艾滋写下重重的一笔。

  一个诞生才两年的孩子,若放在人类社会里,正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不断探索、成长的年纪。在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任叶雷先生手中,也有这个的一个孩子,它的名字叫做“中盖艾滋病项目”。

  雄心勃勃的计划 

   两年前,由卫生部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实施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的目标是在中国探索大规模艾滋病综合预防模式,通过 减少HIV新发感染数量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可行性。这是中国艾滋病防治整体规划的一部分。盖茨基金会承诺给予该项目5000万美元的经费,其中政府2000 万美元,非政府2000万美元,技术支持1000万美元。在全中国北至哈尔滨、南至海南,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在内的14个城市开展工作,于 2007年11月启动,为期5年。

  “中盖项目”目标人群主要是中国大中型城市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MSM)、女性性工作者(CSW)和静脉吸毒人群(IDU)。目前,针对感染率在中国MSM人群上升较快的趋势,中盖对项目进行了适度调整,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点放在MSM人群上。

   在中盖项目中,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分工合作,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是中盖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政府机构根据国 家艾滋病防治要求,负责检测、随访、流调、治疗等工作;非政府机构负责外展干预,动员高危人群参与检测,并参与随访、关怀和支持等工作。

  “雄心勃勃”,隶属于新华社的主流媒体《国际先驱导报》曾这样评价“中盖项目。”

  目前,在全国14个城市,接受中盖资金的组织已有300多家,这些NGO一方面动员检测以发现新的感染者,另一方面对感染者进行关怀。实施近两年来,已有11万多人在“中盖项目”动员下接受了检测。

  三位一体 看重草根 

  如何动员高危人群参与检测?这是摆在中盖项目面前的一道难关。

  今年“艾滋病日”之时,从广州传来的检测报告让人触目惊心:今年,200个男同性恋学生(大多数是大学生)的自愿检测结果显示,27人检出梅毒,8人检出感染艾滋,最小的只有17岁。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有5%的男同性恋检出感染艾滋病,再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感染者数量惊人。采访中,记者得知,这一比例在一些高发地区甚至达到了12%以上。这些感染者隐蔽在社会各个角落,政府力量很难有效干预。

  “这些隐秘的高危人群的确让政府难以找到他们。”盖茨基金会叶雷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以北京为例,一般来说各区的疾控中心防艾科的工作人员就3个人,现有的人力条件下,由他们进行覆盖,显然不太现实。

  今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曾表明,如果对一个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率不足60%,将很难扭转该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快速上升的局面。因此,扩展对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成为当务之急。

  那么,谁能找到高危人群?

   已经动员11万人检测的中盖项目给出的回答是:要充分相信并运用草根NGO的力量。与官方对社会大众所做的宣传相比,这种直接由特殊群体动员的效果显得 更为立竿见影。“这也正是中盖坚持把草根组织列入项目的出发点”,叶雷说,“中国政府是控制艾滋病的最重要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基金会就和中国政府配合强化 它的工作;但我们也发现中国政府想做很多事,可能人手不够,而且从经验上很少接受NGO的帮助。所以,我们的项目就是让政府做主角,让NGO做配角,大家 一起努力。”

  以“医疗机构+疾控机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三位一体”模式,被看做是中盖项目一大特色。“中盖项目”鼓励非政府机构(包含草根组织)参与项目实施,充分发挥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优势和作用,近一半的项目经费也直接用于NGO开展项目活动。

  无妄之灾“敛财说”

  按照中盖项目管理手册的规定,草根NGO每动员检测1例可获得62元的经费资助。

   但这样以现金激励模式运作,让中盖饱受质疑。有媒体发文称,现金奖励艾滋病检测让中盖在华防艾变味,一些草根NGO组织意在从盖茨基金会敛财,一些不是 高危人群的卖血者看中几十元的好处,从而一天内多次抽血。文章发布时,艾滋病日刚刚过去一天,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关注,甚至引起其他国际基金会的忧虑。

  “我们没有收到美国总部的任何质疑,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范围内。”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博士回应,“项目走动了一年半,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我们不排除有人钻空子,但绝不是基金会在买血。”

  翻开“中盖项目项目核心指标经费核算表”,其中明确写有:给予干预动员检测及奖励对于非政府组织包括草根组织,这部分费用包括实施机构对目标人群开展干预活动并接受检测,包括交通费、宣传资料印刷费、通讯费等有关费用。

   在本报记者采访的哈尔滨、天津、杭州、广州等多家草根NGO那里,他们均表示这62块钱是他们的一系列工作成本。为了鼓励检测,他们也会拿出30到50 元不等的电话卡、酒水券乃至现金等形式进行奖励,但绝不是为这62块钱而硬拉人抽血。和这些“蝇头小利”相比,他们更看重后期的随访关怀工作和整个防艾大 局。

  “各个草根抗艾NGO组织会发挥想象力、运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基金会向草根组织购买服务,62块钱是他们劝说高危人群进行检测 的劳动成本,这不是不正当的事情。”叶雷说,“我们并不担心钱会不会被误用,而是更看重工作成果。合作伙伴必须拿出工作成绩,如果有成果,钱的使用并不重 要;如果拿不出成绩,账算得再清也不行。但是对于一些组织和个人弄虚作假、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检测,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名誉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志澄教授看来,敛财说更是无稽之谈。

  尽管退下来多年,戴志澄余威犹在,身旁的工作人员依然习惯称他为戴司长。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后,戴志澄即调入卫生部任防疫司(后改为疾病控制司)司长,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24年防治艾滋的历程,无疑是中国抗艾元老级人物。

   已年过七旬的他,很快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目前已知11万人在动员下进行了检测,以每人每次奖励62块钱计,总数是6百多万人民币,在向各NGO平均 后,每家NGO得到的钱数不到2万块钱。“2万块钱,还不够很多NGO一年的房租钱,”戴志澄说,草根NGO没有工资没有房子,62块钱“怎么能叫做买血 ”,其实就是劳动成本,“要依我看,62块钱还给的低了。”

  目前,除了中盖项目,在中国开展艾滋病项目的还有全球基金及其他一些中 美、中英合作项目,中国已经申请了六轮全球基金,每次都获得了几千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艾滋病项目。作为这些项目的亲历者,戴志澄在将中盖项目对 比后,直言“中盖有创新,但做起来很难,可是对国家防艾具有深远意义。”之前的项目操作比较简单,从上往下放任务,不需要发现感染者,只做干预没有检测, 而中盖由底下向上报,项目制定过细,“他们(盖茨基金会)是挑了一个难啃的骨头。”戴志澄说。

  对此,叶雷先生表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 是个不讨好的工作,“这就像是中国传统的老式包办婚姻,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过程,完全由父母包办,刚开始肯定有磨合,但后来大都相敬相爱一生。”他更直 言,这是一次尝试,希望“三位一体”的模式能够在中国起到双赢的作用,“盖茨先生在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他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可是如果不试,你怎 么能知道是否会成功?”

  12月11日,一家哈尔滨的草根NGO组织给本报发来电邮称:以哈尔滨为例,盖茨项目没覆盖之前,2007年 全年发现69例艾滋病感染者,2008年,盖茨项目覆盖之后,检测确认了181例,男男性接触者占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没被项目覆盖之前的2.6倍,对感染 者的随访从不到百分之八十达到了现在的百分之九十六。也为给人群提供帮助的草根组织发展和成长提供了帮助……对盖茨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积极 提建设性改进意见,使项目完美和完整.不应该出现了问题,就一棍子打死,任何项目的终止都是对人群的不负责。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 目倡导官员张�告诉本报记者,其实中盖项目制定了严格的评价体系,随时对NGO的申报人员进行评估,大浪淘沙,以便找到真正愿意并有能力为防艾事业做贡献 的NGO组织。比如,在对被检测人员的检测项目中,除了HIV的检测,还有梅毒和丙肝的检测。如果这些人群没有感染者,同时梅毒和丙肝的感染率要少于高危 人群的平均值,那么很可能是有人在造假。“这样的合作伙伴,就将不再受我们的欢迎。”

  草根NGO的生存样本

  冬季的天津,在呼啸的海风中萧瑟。但在天津某草根抗艾组织,这里每周两次的活动依然继续开展。今年第三次搬家后,来这里的人少了一些,但每次也都会有10几人过来参加。

  这是位于天津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小区里。片警、社区带红箍的大妈经常过来查看,知道他们是在做艾滋病防预工作,但不知道他们都是“同志”,里面还有感染者。因为敏感和害怕扰民,这个组织今年频频搬家。为此在新租的小区里,他们挂出了健康教育基地的牌子以进行必要的掩饰。

  这家草根抗艾组织,被天津市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所长程绍辉博士认为,工作成绩在全国前三甲之列。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该组织的负责人金心(化名)对于记者的采访万分谨慎。此前,已有人发声要狠狠修理他。

  记者来到时,他正在配合区CDC的工作人员对一名初检成阳性的检测人进行告知。

   起初,这名已经做了爷爷的检测者以为自己仅仅是梅毒,神态放松,在听到HIV检测呈阳性后,一脸死灰。金心的劝解工作随即跟上,在和检测者一番推心置腹 的谈话后,他的手终于不再颤抖。“过两天,当他回过味来,将是心理上最难以承受的时候,到那时,我们还会打电话给他随访关怀”,金心说。这里每周活动时, 都会有区CDC的工作人员会来,组成临时抽血点。这一天,工作人员抽取了16份血样,一天后结果就会出来。今年,在这里先后有2000多人进行检测,确诊 76人。

  金心和他的同伴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流程,购买了指纹机,给每一个检测者建立起档案,原则上确保他们每三个月检测一次。还购买了碎纸机,所有无需保留的资料都会当着被检测者的面进行销毁。在他的工作室墙上写有“谢绝恶意重复检测”。

  在这里,记者意外见到了一位黑人小伙子。

  通过交谈得知,这位美国芝加哥的小伙子是过来做义工的,中文名字叫“王国强”。两年前,他最好的朋友死于HIV,这促使他将目光转移至HIV调查。几个月前,他给金心发了邮箱,在得到回复后,来到这里进行研究。

  通过观察学习,王国强认同了金心和伙伴的工作,每次活动,他都会尽力赶来。他觉得,中国人和草根NGO的意识开始觉醒,这是很难得的事情。王国强说,他喜欢中国,圣诞节后他离开中国,回芝加哥进行自己未竟的大学学业,但一年后,他还将再来中国,继续自己的研究。

   得到外籍人士的夸奖,金心非常高兴。但在他心中想的更远:如果没有中盖项目,感染者一旦发病就已经到了吃药的程度,给国家和家庭带来损失。现在能够提早 发现,提早预防,给国家省下的钱是远远大于那62元。中盖项目如果受到指责而停止,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草根NGO自身。而中盖项目的这种模式,如果能够保 留,在全国的草根NGO里持续推广,学会做政府的助手,这价值无可估量。

  爱之深 责之切? 

  从政府官员变身为NGO的当家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名誉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志澄教授别有感触。

  前不久,有草根NGO为了12月1日艾滋病日举办活动,预算是5万元。从北京到青岛,4个活动下来只花了3万6千块钱,活动效果依然很好。“中国的草根NGO是省惯了。”

  缺钱,缺身份是中国草根NGO的命脉。

   “现在的情形是政府对自己宽容,对草根苛刻。我一直在对CDC讲:要转变观念,草根替代不了CDC,两家互补,不要排斥”,戴志澄说。“当然我也总敲打 草根组织,不要自相残杀、求大同、存小异、讲团结”。12月6日,首届“全国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一 次草根聚会。他在这次会上,对参会的草根NGO语重心长说出以上的话。

  一个宏大的背景是———在中国,2002年,同性恋才脱离了“精神病”的语境;此时,国际上已经早了我们10年。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基金陆续出现,使得许多同性恋社群组织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我是爱之深,责之切”,在戴志澄的讲述中,记者解读出了另一层意思———尽管艾滋病防治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带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社会 组织的兴起,各防治组织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争夺相关资源的斗争中。而这正是国内诸多草根NGO的“通病”——为了获取资源,可以相互指责、报复 乃至造假,却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服务社会群体”的本来意识。

  戴志澄诉记者,出现这些问题,除了服务社会群体的意识欠缺外,还应加上三点,“人员素质不齐,财务状况较乱,从业人员不规范”。

   “中国的草根先天不足,一直在灰色地带,要走出灰色地带,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狭隘把灰色变成了黑色。”中国艾滋病协会副主任罗玫给记者打了比方:2009 年官员最雷人的话是“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就像是政府和人民不能对立一样,政府和草根组织也不是对立的,“三位一体”的模式就是把 大家连在一起,CDC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不同类型的机构都要有自己的位置,不能错位。

  头发花白的戴志澄直言:“三位一体”的模式非常好,如果推行成功,善莫大焉。

  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中盖项目到期后会延续进行。叶雷先生表示,他真的希望,假以时日,中盖项目结束后,“三位一体”模式能够作为一笔遗产留在中国。

  其实,在叶雷心中,中国的草根NGO更像是青春期的孩子。自以为长大成人、懂事稳重,却还未经历风雨,少不更事,因而敏感、脆弱、猜忌、叛逆,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都将会长大。
(责任编辑:张莉


杯葛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中国 Boycott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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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与中国CDCs没有尊严和原则的合作项目!
Stop co-working with China CDCs on projects without dignity and principle !

停止与政府自办的、控制的、选择的NGOs的奢侈和无价值的合作!!
Stop luxurious and worthless
co-working with Governmental and/or Government-controlled and/or Government-selected NGOs !!

停止用金钱破坏中国公民社会、志愿者精神、和非政府组织发展!
Stop disr upting Chinese Sivil Society,volunteering spirit and the developing of NGOs!!!

杯葛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中国(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n China) 并不是反对他们在中国开展工作。我们想提醒比尔盖茨先生和梅琳达女士,您们必须要坚守普世价值,坚守您们的“所有生命价值平等”,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不要成为间接的杀人工具,不要被利用成为鱼肉公民社会的利器,更不要成为普世价值和生命价值的敌人!

希望中国艾滋病社群和其他志愿者积极主动提供线索和证据,并参与调查研究,督促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坚守其宗旨,为中国的公共健康和福利事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请尊重和反馈来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声音!

Boycotting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n China which doesn't mean we are against their works in China. We want to remind Bill Gates and Bill Melinda that they should stick to Universal Values and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no matter whether in the U.S. or China! We strongly wish your foundation in Chins will not become tools for killing Chinese indirectly, will not become edge tools for oppressing and exploiting the Chinese Civil Society cruelly, especially will not become enemy of Universal Values and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
Here is for collecting evidences and disscussion on anything of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n China. Please respect and feedback the voices which come from Chiense Civil Society and activists!

We will hold a protest action in New York for protesting Gates Foundation "buying blood " in China!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 please contact to me. Thanks a lot!

Protest Aciton in New York Please join and support! We would like to see you make a donation for our aci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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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权利:2978】 建议

陈有西律师辩词选录

20091230日于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贺卫方发生在 重庆江北区法院的这次审判已经成为万目注视的焦点。陈有西律师在辩论中以法为据,直指要害,成为山城茫茫迷雾中的一道闪亮的剑影。本案不仅仅事关李庄等律 师的权利,而且在所谓打“黑”风暴之下,理所当然地成为考验我们的司法品质的一场标志性审判。遥想当年,江北区法院是我在大学时的实习法院,去年我还曾有 机会再次拜访该院,向法院的朋友们请益。自己期盼,江北区法院能够坚持法治立场,把本案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一桩著名审判。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你 们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第一轮辩论)

 

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第一轮辩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 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 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 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 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

(第一轮辩论)

 

同为法律人,相煎何太急。今天的庭审太想急于完成一个既定的目标。但是做 得太明显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大厦,离不开李庄这样公权机关讨厌的律师。是他们帮助法庭把住了质量关。揭露了刑讯逼供,防止了冤假错案。中国刑事法庭上,敢 于负责进行真辩的好律师已经不多了。大律师、名律师都已经远离。如果真要把这样一个好律师判掉,将来谁会到刑事法庭上来真辩?最后只有只收钱不办事、配合 公权力演戏的所谓的律师。

(第二轮辩论)

 

本案的起因,可以用一个俗语来概括: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一些公权机关长期来的特权思想,对《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误解,发展到极致,就是违法当自然,合法被刁难,结果违法的可以抓合法的。

(第二轮辩论)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

(开篇陈辞)

 

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 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 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

(第一轮辩论)

 

漂漂亮亮走过场,扎扎实实办错案。如果法庭不能保持独立和理性,听从于某些法外力量的操控,真把李庄判了,那留给历史的,会是一个难以抹去的法治伤疤。

(第二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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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随境转是烦恼
放下烦恼即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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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2977】 建议

建议:
李劲松律师向来嫉恶如仇,痛恨贪官污吏,律界闻名.
提议,由李律师执笔写"三书":
1向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上书,要求罢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理由,重庆警方违反<律师法>,侵害律师执业权,局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向监察部上书,要求监察部依据<公务员法>,查处违法失职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3向中纪委上书,要求按着党章的规定,查处不模范守法的党员,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大家合作一把,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实践警察律师各事各论.
 
李律师做先锋,大家紧随其后,一起冲,掀场风暴,不知李律师和诸位意见如何?
韩一村
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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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2976】 政治危机严重,中国官方贩毒大网浮出水面

政治危机严重,中国官方贩毒大网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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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青年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国人收入渐丰,同时大陆的政治危机也日益严重,许多鲜为人知的官方性质的黑暗行为开始浮出水面,真相大白,共产党的本质日益被人们深刻认识。
讲共产党贩毒的历史,很多的资料都会推到共产党起家时的行为,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是公开的种植贩卖鸦片大烟,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建国前,此后到1984年中国大陆采取了严厉的禁毒策略,对毒品采取了限制措施,似乎中国大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的无毒区,直到1984年以后大陆开始出现公开的毒品的称谓,一时间毒品似乎又卷土重来,而实际上呢,毒品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被禁止过,甚至在今天,中国的军队,武装警察,政府机构早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贩毒网络,随着中国政治危机的日益严重,许多的官方性质的信息逐渐浮出水面,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最严厉的禁毒机构也是世界上最大最严重的贩毒网络, (博讯 boxun.com)



一、中国的贩毒历史
1、1949年建国前的政治经济需要
在建国前由于共产党的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需要,于是大量的在所控制区域种植大烟,并向非控制区交易,获取需要的武器及资金,可以说是好事做绝,坏事做尽,关于这一部分的信息可以查询有相应的资料。
2、1949至1971年建国后的禁毒行为
这一时期由于已经夺取政权,共产党的政治行为已经公开化,因此,根据形式的需要开始了全民的禁毒斗争,而且对吸贩毒人员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似乎完全消灭了毒品,给世界的印象是无毒国,但是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等毒品地区的崛起实际上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中国的支持,这些地区是无法发展到如此规模的,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的重要结果,也是与当时的冷战格局的形式分不开的。由于目前中国政府依然是共产党执政,因此,关于中国政府支持毒品种植与发展并提供武器资金的资料只有等共产党倒台后才会大白于天下。
3、1972至1983年的禁毒特点
这一时期实际上国外的毒品已经开始回潮严重的渗透到中国的许多地区,即使是处于文革阶段,但是由于政治的多变与复杂性,使用毒品控制武斗流氓人员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的一种方式,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省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毒品控制问题,北京地区也有,受到毒品影响的人,没有人性,异常的残暴,并严重到大量食人的地步。实际上目前许多地区逐渐开始揭露的文革的残暴罪行并不是单纯的受到精神毒害而做出的,因为文革的武斗人员即使残暴到类似法西斯的地步,但是还没有完全失去人性,但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其暴力程度令人发指。
1972年前的官方的使用毒品资料目前还无法了解,但是一定也有,至于为什么要在1972年以后作为分界限,原因在于毛泽东体系的人员为攻击污蔑林彪的反党问题,曾经透露了部分军队高层的吸毒问题,甚至有许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在解放后依然没有戒毒,依然保留着吸毒的习惯。由于1972年前中国的空前的镇压行为与残酷屠杀,许多了解情况的人员几乎消灭殆尽,仅仅在1972年后才开始有具体的信息,因此,只有在1972年开始做记录,1949至1971年的信息仅仅停留在对外扶持毒品种植地的势力上。
在1972年至1982年的阶段由于国内的政治主要集中在政治运动上,对于毒品问题基本没有关注的范围,许多含有毒品成份的药物实际上处于公开销售或取得的状态,毒品的概念在经历文革前半段的镇压与处理后,新生代已经没有毒品的概念,根本就不了解毒品为何物,甚至中国的许多地方罂粟花可以任意种植,可以作为装饰园林的植物大量种植,官方没有任何的基本限制。也就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民间的毒品种植大量出现,但是使用的人员主要是种植人员,民间使用获得的鸦片向有权力的阶层换取必要的物资,在当时食用毒品的基本是最下层的百姓、受到严重迫害的人员、地方官员、医务人员、中国的高级官员、缺医少药的贫苦人员。当时的毒品的广泛使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毒品的成瘾性与依赖性没有目前的那么严重,原因就是受到当时的具体条件的制约,种植罂粟花受环境制约无法获得大量的高质量的鸦片,而且含有毒品的药物中,毒品的成份较少,可以完全满足吸毒人员的需要,但是又不会严重影响吸毒人员,当然也有严重依赖毒品并死于毒品的人员。在这一时期全国的广大百姓仅出现严重药物依赖的人员高达数千万之巨,去痛片、止痛片、罂粟壳等在民间非常的普遍,因为这时的人完全没有毒品的概念,都认为那是药物,是治病的,因此会大量的服用,并且形成观念与习惯。而政府也没有概念,行为上也纵容了这种行为与意识的广泛蔓延。贫穷导致广大的底层百姓将毒品作为了最廉价的药物。
4、1984年至1988年民间毒品泛滥
改革开发初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全面了解国际规则的开始时期,中国的许多问题也逐步在国际上体现出来,毒品问题也在其中,也就出现了中国的许多有出国资源的人大量携带国内是药物而国外叫毒品的正式药物大量出国,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国家深受其害。
以去痛片为例,国内卖5分钱,大量采购低至5厘人民币,但是携带出国后在国外可以以0.8元人民币或6元人民币出售,一时间国内可以公开销售的大量毒品药物如潮水一般涌入外国,这时候的中国政府开始了禁毒策略。毒品药物开始受到限制,低价格药物中的毒品成份被限制或消除,经过一段时间的限制与政府行为,公开的毒品药物被控制,此时的中国人了解的毒品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民间知识上,但是海洛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平衡,由于海洛因成瘾速度快,戒除困难,价格高,一时间成为海外进入中国的最高级的贵族享受物。任何人都可以了解,最先了解国外信息和具有海外活动资源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官员,尤其是高干子弟,而海洛因也是这些贵族子弟首先大量带入中国吸食的,此前也有中国的官员吸食,但是大规模的携带分发集体吸食确是高干子弟首开先河,人们可以在任何的当时的媒体中了解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经过辛苦劳动获得巨大财富的人由于染上了吸毒,终于将所有的财富耗尽,最终没落。在当时海洛因是高档消费物,没有一定的财富是没有能力吸食的,而获得海洛因的一个最重要的的途径就是在与高干子弟为特征的上层人世的活动中接触后染上的,最早大范围传播海洛因的城市恰恰就是中国的首都北京,而当时外交资源最多的也是北京,北京的影响也如潮水一般席卷全国,民间吸毒迅速发展,传统的去痛片、鸦片已经无法满足要求,高纯度的毒品成为主流,此时的中国吸毒市场开始全面萌芽,许多民间新贵成为吸毒的主力军。
5、1989年至1992年的官方贩毒网络的初步建立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国的注意力再度转移到政治上,维护稳定政权成为最重要的的工作,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毒品发展最猖獗的时期。官员,即军方、警方甚至政府人员通过特权大量的贩卖毒品 出境成为一种风潮,尤其是在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借治理整顿为名利用军警的特殊地位以公事为名携带毒品或将查扣毒品转卖获得暴利成为军警腐败的重要行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跨省性质的官方贩毒网络初步建立。
6、1993年至1997年官方贩毒网络的发展
邓先生的南巡开始了中国的新一轮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的毒品市场开始大发展的时期,吸毒的人群从单纯的富贵人群迅速向各层次人群发展,军警贩毒的队伍也从沿海各省迅速向内陆扩展,并以空前的规模席卷全国,可以说如果没有军警在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的贩毒并建立了罕见的网络提供充足的毒品,中国的吸毒大军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中国是禁止卖淫的,但是中国却有数不清的具有军警背景的卖淫性质的娱乐场所,而娱乐场所确是销售毒品发展吸毒人员的最重要一环,所以其中的奥秘也就不言而喻了。
7、1998年至2002年的官方贩毒网络的矛盾激化
这一时期可以说随着江泽民的全面执政,中国的贩毒网络进入了空前的争夺战,江泽民对禁毒相对而言没有邓时代严厉。由于政治危机严重,为稳定政权基本将国家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对于禁止毒品几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在舆论上有几次似乎严厉的禁毒斗争,但是事实上打击的是民间性质的贩毒分子,即没有官方背景的贩毒人员,对于官方背景的军警贩毒一切照旧,但是正是由于吸毒人员空前的增加,毒品市场的繁荣使进入贩毒队伍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火并事件不断增加,但是军警争夺毒品市场的方式并不是捉拿贩毒人员缴获毒品,那对谁都没好处。火并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争夺毒品的销售网点,也就是娱乐场所,势力小的的娱乐场所会被关闭,市场消失,势力大的会侵吞小鱼,扩大地盘,在这一阶段,相对而言,毒品市场还没有色情市场大,仅仅是其一个延伸市场而已,但是随着较高权力的军警人员的进入,附属地位全面变化。
8、2003年至今,官方贩毒的逐步公开化
2003年至今,中国的毒品市场向中国的GDP一样飞速发展,到了2004年终于变成中国的三大黑色市场之一,即赌博市场约4000多亿人民币,人员超过1800万,色情市场3000多亿人民币,从业人员超过1200万,毒品市场3000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千万。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及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实际上了解到色情行业是军警官员的私人或部门的附属产业,那么理解毒品行业也是军警及官员的重要收入也就很简单了。
如果有人说政府也在禁毒啊,也杀了很多贩毒分子啊,没错,是死了很多贩毒分子,但是死的人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民间贩毒人员,这与官方背景的贩毒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有一种现象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贩毒分子越抓越多,而毒品市场不见变小反而越来越大呢,原因很简单,任何民间的贩毒会打乱官方贩毒网络的平衡,这是官方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也有官方的替罪羊,但是倒霉的只不过是下面的小兵而已。
二、官方贩毒网络的基本结构
1,单一管理体系时期
在1972年前,中国的贩毒行为完全是军方以政治行为进行的,范围非常的狭窄,民间方面中国由于当时的畸形发展的社会形态,又是计划经济,因此,虽然讲有毒品市场,但是流通受到限制,基本上是小数量、小剂量、小范围的公开流通。而最主要的大宗高质量高纯度的毒品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军方的特殊部门直接从金三角等主要毒品种植区贩卖转运至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利用毒品获得的资金补充国家的财政短缺。如果说中国的贩毒人员在海外怎么没有被逮捕的? 当然有,但是以间谍身份贩毒被逮捕是决不会承认官方的身份的,要知道中国官方在前苏联有数千名间谍,美国数万名、日本数万名、英国数千名、法国数千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几万到几千或几百数量的间谍,使用毒品作为一种交易手段获取情报是是中国情报机构获取情报的一种基本手段,任何人也不会想象如果一个国家动用国家军事力量来贩运毒品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因为,无论毒品接受国如何的强大,毕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部门与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对抗,其结果不言而喻。
军事力量保护下的毒品可以源源不断的根据需要向指定的区域流动,实现中国的需要,在当时中国的许多的海外间谍中的一部分人员实际上的确有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打开中国大陆与所在国的毒品通道,使用正式的官方身份利用外交特权贩运毒品,在1984年前这被官方称为政治的需要必须进行的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一国家军事力量的贩毒行为被严重削弱,其他渠道的力量逐渐上升,中国军方退步为最大宗的毒品交易供应方,但是由于毒品市场的放量使军方的势力被严重分化形成了很多利益集团。
2,民间势力的初步崛起
这里要谈及的民间势力并不是单纯的百姓通过自身能力在毒品市场崛起的故事,因为那种人被抓到只有被枪毙,死路一条,没什么好讨论的。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中国军警及高级官员的亲属为背景的所谓民间势力,这些人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在国内有官方的区域的资源,在国家权利机构中有可以调动的政治经济资源,而且有明确的外交及海外资源,因此,许多这一部分人讲改革开放所最先获得的经济资源的受益物资就是毒品。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所谓的上层地位大量的公开的贩毒成为其致富的重要捷径,中国的警方、政府可以严厉的制裁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对于这些特殊地位的阶层而言没有任何的效力,只能坐视其逐渐扩大的行为。中国的无数政治变动有很多的政治人物被排挤,权力消失,其亲属也累及,当然其贩毒的特权也会消失,所以由其他的获得政治经济资源的新贵或元老裙属掌控资源成为现实。中国的老百姓永远不会想到,中国的数不清的军警政府官员,通过权力做抵押,通过银行贷款作为贩毒的基本启动资金,获得利益后就可以安全的返还贷款,通过贩毒做大后又可以获取更大的贷款然后在做更大的交易,这种游戏在中国多如牛毛,任何真正民间势力可以维系生存并获得巨大利益的行业,官方势力都会进入并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而民间势力必然会受到压制。贩毒也不例外,这样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又是可以通过特权获得巨大利益的行业,共产党怎么可能不理睬呢,所以对于真正的民间贩毒人员政府采取的是非常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是非民间贩毒人员尤其是政府官员,军队人员,武警系统等采取的只有放行。
3,官民势力的较量
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政治危机的严重加剧迫使政府对各阶层的态度开始严重的区别对待,中国出现另一种民间力量,即没有官方背景,但是夹在官方势力的三角平衡地带,成为不同官方势力的缓冲区域,毕竟官方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正是这一特点使许多了解政府特点的民间力量通过官方的弱点迅速崛起,充当官方的初步打手。
在1998至2002年阶段尤其明显,这一阶段,各级中国的黑社会势力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式的急剧变化,疯狂扩大所谓的势力范围,许多的基层机构的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许多是黑社会势力,而官方由于黑社会势力在官方地位中微妙作用无法对其采取任何的制裁手段,因为一旦制裁黑社会,就会导致政治力量的失去平衡,威胁政治的稳定,因此,政府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当政治失去平衡时,出现政治人物的权力异动时,黑社会关联人物也受到牵累被逮捕,只有这时才有能力揭露黑社会人物的老底,该杀就杀,该处理就处理。这是中国的政治特点,因为在政治平衡时,黑社会是维系各方政治力量的重要润滑剂,是官方处理许多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辅助工具。黑社会的地位在其初步的发展与官方不断的磨擦中逐渐被官方认可。
4,官方背景的黑社会势力的发展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一个区域的概念,也是一种细分的概念,黑社会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缓冲作用被各行各业广泛认可后, 采用黑社会甚至培植黑社会势力成为各机构的重要的任务。其特点是,首先是政府对黑社会的行为采取纵容的态度,军警对于有特殊关系认为可以信赖并可以结盟的具有管理经营的人采取特权扶植的方式,全力推动非官方力量的放大,甚至执行许多只有政府的职能。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甚至形成了,政府的人员只有收钱享受娱乐,几乎政府的所有职能完全由官方背景的黑社会人员全面接管,地区的主要财富几乎就是赌博、色情、毒品,几乎没有任何的产业。政府要做的就是赌场老板的角色,大量的抽税获取暴利,私人也自然受益,即使上面要打击赌博、色情、毒品,官员提前通知即可。要知道这些产业是官员军警的支柱产业是其利益的来源,他们怎么会打击呢?而上级的打击仅仅也是一种形式,因为上级的主管也是受益方需要的也是金钱而已,逮捕多少赌博人员、卖淫小姐、贩毒人员仅仅是表明下级需要叫多少钱而已,交够钱后,几乎就全放了,一切继续。这就是中国的警匪一家亲的游戏,傻瓜都知道在中国任何的黑社会都有官方的背景,如果关联的政治势力没有变化,任何机构甚至是政府司法系统如果要查办黑社会势力几乎就是自寻死路。
5,黑社会与官方力量的初步融合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是几乎所有的非官方的黑社会势力的作用被政府认可的时期,可以理解为互动平衡。讲的具体点就是:黑社会赌博、色情、毒品行业发展,带动暴力、强奸、杀人、卖淫等广泛的犯罪行为,但是政府的纵容逐渐使黑社会的方式成为社会的一种的规则。由于政府与黑社会的关联性,导致政府需要有条件的使黑社会保持局势的紧张状态,地区的犯罪活动越是处于微妙的平衡紧张对政府是最有力的,因为政府可以给人民一种感觉,即无论治安再差,但是黑社会是恐惧政府的,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但是真正处理问题时百姓可以选择的手段只有求助于黑社会的手段,因为,官方是倾向于百姓选择黑社会手段来处理问题的。于是在现实中出现了黑社会的暴力手段成为唯一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与思想,迫使民心向暴,这样一来政府的目的就达到了,人人都知道共产党是靠恐怖手段来维系统治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局势紧张,治安恶化时,政府会抓一些倒霉蛋并强制黑社会收敛,但是当局势安静,治安趋向好转时,政府又会纵容黑社会的行为,或许这是统治学问中的平衡之术,但是受累的只有百姓。在中国任何的巨大的集团力量没有官方的默认或许可是无法发展的,黑社会团体也不例外,我们有时会很惊讶,安静的一日,突然出现几十甚至几百人的黑帮武斗,都不了解这些人是哪里出来的,怎样集结的,或许有人说是地下黑社会,有的理论是成立的,但是有一点必须了解,中国的许多官方背景的公司从事许多的地下非法交易私下就养有数量惊人的黑社会打手,即照顾生意,也根据政府的需要,穿上制服帮助政府维系社会的治安。
6,黑社会势力接受官方管理时期
这是黑社会势力获得官方的全面认可的时期,此时的黑社会已经不是单纯的小组织了,黑社会如果要生存必须接受官方的指挥及管理,否则就会被缴杀或镇压。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黑社会再大也是非官方的势力,如果不支持政府那只有消灭,任何的中立和反对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黑社会终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确认了其地位。

(网络图片:北京利用黑社会把居民从家中强行驱赶)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在国外的历史上,即使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政治现象,几乎是全国性的,不是几万,而是几百甚至是几千万。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城管、治安员、保安、警务辅助人员等许多的权力执行机关,真正穿制服的只有几位,其他的都是非制服人员,但是真正的执行人员就是非制服人员甚至有些人员就是穿制服,但是这些制服人员的命令一下,掠夺、殴打、冲击、死亡、血腥无处不在。人民会惊讶于执法人员的血腥残暴,但是人们可能应该想到,这些所谓的执行人员实际上就是执法机关临时调来的黑社会人员,只不过穿上统一的服装而已,没有黑社会的辅助,在中国执法只有出动军队或武装警察部队,因为,单纯的执法机关是无法执行巨大的任务的,因为,执法机关的行为是通过违法实现法律的贯彻的,结果可想而知。黑社会在不断的演变中终于变成了共产党官方的秩序维系工具。
7,官匪结合共生阶段
以上介绍了黑社会的基本的演变,在这其中的奥秘也就可以了解了,实际上一个地区最大的贩毒分子实际上就是当地的政府或军警,了解一个地区的毒品市场经常会发现当地抓获的贩毒分子的比例和当地的毒品市场完全不成比例,小的可怜,原因就不讲了。利用军警渠道甚至是官方渠道取得毒品转移到当地的黑社会手中然后大量的销售实现资金回笼,再由官方去取得新的毒品,不断的循环,形成了一种官方的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共生关系,建立和谐社会,是巨大的犯罪大网都建立了,需要的当然是稳定的收益,任何的不安定因素当然需要消灭,中国的全国各地几乎都是这种模式,只不过权力大的获得的区域大,权力小的获得区域小而已,毕竟毒品市场的总规模很大。因此,利益集团交织,心照不宣,各自收益即可,而且如果有人举报或揭露内幕结果很简单,一定是双规然后是被人勒死或被人从楼上扔下去,对外是畏罪自杀。杀人灭口的游戏在中国是很正常的,贩毒公开讲是死举报也是死,所以几乎没有人讲,因为讲了也活不了,这是中国官方贩毒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从事举报的人员一定也是贩毒人员,举报必死,揭发必灭。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条件时期,中国的毒品的运输路线,基本上是从缅甸经云南进入广西、贵州、进入江西广东最终分解到海南、香港、福建,然后进入军方的外交渠道流入外国的中国间谍网再与所在国的毒品渠道接轨,这个路线可以说在中国的1984年以前是中国外汇渠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资金取得方式。此时的中国通过居住在海外的间谍渠道将大量的毒资转入军火采购渠道或直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转入第三国再回笼,以外交或中国的国资公司的名义作为掩护是经常性的,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从事军火出口生意的公司都有毒品贩卖的历史行为,大小不等而已。同时中国政府也会使用黑白手段,即海外许多的反共的斗士实际上也是中国的间谍,只不过是红脸白脸而已,通过反共取得所在国的信任然后在所在国居住下来,开始做生意,表面上是合法的居民,而且是对中国深恶痛绝,似乎已经不在过问政治,实际上都是晃子,实际的身份是间谍,是带有打通所在国资源的重要使命的,外交的合法资源是海外毒贩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毒品得以畅通的重要保障。
2,吞并民间利益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阶段,是一个赤裸裸的疯狂掠夺时代,中国的百姓基本都有记忆,许多的正常的民营企业被以各种罪名强制没收财产或法律制裁,民营资本在国家生活中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重新被官僚主义完全吞并,毒品市场也是如此,在毒品市场起步初期。
由于管理的松散,官贩与民贩几乎处于共存的状态,政治运动成为一
种重要的手段,借政治手段利用国家机器全力消灭民间毒贩成为一种现象。只经过几轮的攻击,民间毒贩基本都被消灭干净,留下的完全是官僚主义资本控制的官方毒贩,也就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改革给许多的百姓提供了大规模贩毒的重要机会,因为人员流动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许多区域以势力范围为特点以区域为标志大量贩毒获取暴利,但是官方可以大量的逮捕贩毒人员,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所谓的线人的资料,甚至可能有现场直播的报道,那些的贩毒人员都是不小心接触到官方毒品网络被官贩出卖,直接被捕,而毒品和毒资则被没收。中国的官方报道中经常可以见到毒品销毁活动,了解真相的人都了解实际上被销毁的没收毒品有许多是被调包的假毒品,真的毒品早就被换走拿去卖掉了,仅仅是少量的毒品和大量的假毒品被销毁而已。的确对民间毒贩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民间毒贩的收敛实际上就是官贩大量获利的时期,所以打击民间毒贩的行动从没停止过,但是由于毒品的巨大利益许多的民间毒贩会挺而走险,运气好一次行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然后收手,运气不好或继续贩毒最终也会被捕,被捕后毒贩的渠道和获得的毒品收益自然成为官方争夺的对象,几乎每一个毒贩的收益都会被榨干落入官方的私人腰包。而其建立的毒品渠道要么被摧毁要么被收编成为官方渠道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真正的民间私有经济一样,民间毒贩也是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一不小心撞到官贩或官网也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官贩可以出动军警机器缴杀民间贩毒,可以认真的讲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3000多亿人民币的毒品市场中,官方的贩毒网络几乎控制了80%以上的毒品市场,剩下的市场分额就是前赴后继的民间力量在努力争取,与民间毒贩只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交易而言,其交易数量与规模与官贩对比真是九牛一毛。
3,国有外资企业的贩毒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即具有外籍护照的中国原高干阶层或军警阶层,他们熟悉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了解其中的奥秘,并具有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同时他们还有外交资源,熟悉所在国的信息与渠道,正是这一特点使在中国的许多外资性质的公司成为进行对外进行毒品交易的重要渠道。举一个例子,北京的保利集团从事毒品贩卖,他会使用军事资源将一定数量的毒品直接从云南正大光明的运输到广东,然后交接给深圳或广州的关联公司,这些公司很多在初期叫某某工贸公司。但是是北京的背景,某某工贸公司就会与外国的毒品渠道接头确认,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官贩可以将毒品运输到指定的国家的指定区域,这一点是任何毒贩无法做到的,因为官贩拥有巨大的外交资源,可以通过合法的外贸交易实现毒品的运输,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与国际的不断接轨,贩卖毒品进入外国渠道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能力了,因为进入的渠道已经多如牛毛,官方的资源相对已经下降。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许多的外贸公司尤其是集中在广东地区的许多公司都有利用外贸进行贩毒的行为,越是发达的行业与地区,贩毒的机率也就越大,现实的国有势力的官贩的毒品交易几乎就是直接由官方背景的毒贩在官方的保护下直接在公海交易,不受干扰。毒品行业中,共产党永远是最大的受益者。
4,打击不受管理的黑社会
这是不断发生的故事,国家的空前腐败必然导致许多的不受控制的黑社会势力的层出不穷,这也是官方与官方黑社会体系全力打击的对象,是所有统治体系全力攻击的对象,老百姓也是对此深恶痛绝,因此,不受管理的黑社会体系几乎形不成气候就被消灭了。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这类势力持续不断的出现,因为,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受到严重压制和迫害的普通老百姓,心态的变化使其挺而走险,结局不言而喻,但是官方在打击这类黑社会时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养肥了再杀,因为,这类集团许多会有经营头脑,收编了就可以被官方服务。但是也有拒绝收编的分子,许多的官员会根据这类人员非法占有其他人的经济情况确定消灭其的时间,因为,消灭这类人后直接就可以接受其非法的财产与产业,他们取得时是非法的,但是官方没收确实是合法的,至于是不是归还原来的主人,那几乎是笑谈,只有重新的利益分配。
毒品也是一样,官方感兴趣的往往是民间毒贩建立的渠道的大小,因为,渠道就是财富,单次交易的毒品数量是无法满足官贩的,因为官贩不会向民间毒贩一样去开拓毒品市场,而是坐享其成,通过不断的收编,实现官方渠道的全面建立与确认,正是不断的对民间毒贩的不断打击与渠道收编,官方的贩毒大网不断的延伸扩大最终形成稳定的遍及全国的巨型网络,一个庞大的官方贩毒网络,也正是官方的特殊地位与背景,中国的毒品市场疯狂的扩张最终达到惊人的数千亿人民币的世界第四大毒品市场,经济上有美,欧,日,中的四角格局。毒品市场上也是一样,也是美,欧、日、中,中国的毒品市场如同他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样引人瞩目,一样的发展迅速。
5,割剧势力的渠道融合
这是中国的特点决定的,地方各自为政,区域分割,地区封锁严重,在事实上形成了割剧势力,但是改革开放与中央的特殊地位直接使各层面上的地方势力在毒品这一问题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即军方是最大的毒品供应方负责几乎全国各地区的毒品供应,但是不参与地方的经营活动,仅仅是供应方,军方通过其特殊的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批发商,然后是各级有联系的地方毒品接受由地方的官警接收确认,然后由地方的官方背景的黑社会集团接收,再由黑社会集团分发到下一级,最终进入到最终消费者,也就是吸毒人员手中,官方的渠道分工明确,利益均沾,各级的利益分的非常明确,但是风险相对小,但是利益没有从毒品产区直接获得然后销售来的多。许多的地方黑社会有跨区直接获取毒品,但是一旦被捕几乎就没有任何的保障,因为破坏游戏规则的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保障,跨区的行为几乎就是背叛,军方是不会保障的,结果就是划到民间毒贩的地位,当然如果没有抓到,一切继续,割剧的特点给了许多的不同身份渠道资源的各类人员大显神通的机会,许多的不同的毒品渠道随着利益的不断交织随状态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毕竟中国的经济政治也在不断的变化,唯一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举例而言,如果毒品在产地是一公斤10万人民币,军队的交易价格就是15万人民币,地方的官员向下一级的价格就是30万,地方黑社会控制剩余的价值,价格到最终消费者手中会变成50万至70万之间,大体的比例如此。因此,根据实际的情况,底层的黑社会会尝试直接取得10万的毒品销售,获得暴利,但是必须摆正当地的官员,否则会有被消灭的危险,因为官员也要获得利益,打乱平衡有时是非常危险的游戏。处理不当结局几乎就是死亡。因为官员永远是黑社会的太上皇。
6,政府保护行为的贩毒活动
对于吸贩毒而言,人们实际上很难看到具体的行为,就像色情一样,人们很难看到卖淫小姐的性交场面一样,捉奸在床的局面必竟是少数,毒品也是一样,甚至更隐蔽,因此,官员对毒品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即大宗的毒品分发阶段是最危险的部分予以必要的保障。因为数量大,在毒贩而言,毒品和现金的概念几乎没有区别,大量的毒品实际上也就是大量的现金,加上毒品不能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保护毒品的交接、分发、完成是官方最重要的活动,至于底层的吸食和小剂量的贩卖被捕实际上不在保护之列,直接由黑社会内部处理,最安全的毒品存放地实际上大家都了解就是当地的政府机构、警察机构、武警机构、国有及官员私人公司等。对于官方黑社会而言,必须完全的服从官员的需要,任何的疏忽导致的结果都是致命的,黑社会的老大的篡位没有官员的支持是无法获得集团内部的认可的,这是规则,中国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中国的官方车辆在所辖区域可以说没有执法机构有权进行处理,横行无阻,所以可以说可以从事任何的犯罪行为,而且不受任何的制裁,如果有任何的黑社会进行揭发与背叛,共产党的机器也会消灭揭发者,维护贩毒体系的运转,毕竟毒品市场已经成为广大共产党员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消灭贩毒等于抢共产党的饭碗,全国共产党都不会答应。(
四,中国的毒品市场
1,巨大的吸毒市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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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毒品市场经过改革开放的多年发展终于跻身于世界四强,傲视群雄。目前的中国的毒品市场根据消费力和供毒区域以及势力范围可以分为:北京大区、东北大区、上海大区、广东区、云贵广区、中南区、西北区等七大区和几十个小区。
北京大区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西南部、山西、内蒙地区,该地区的最大毒品供应在早期是国家的公安部,但是在2001年后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军队的总参部门接手了这一地位,公安部退居次席,大量的毒品源源不断的使用军车从境外运输到山东。在济南、青岛、威海进行一次分发,转运到秦皇岛、天津、昌平进行二次转发,转入各地的消费转运地,进入当地的消费市场。
东北大区包括黑、吉、辽、内蒙东部、韩国部分区域、日本部分区域、朝鲜区域、俄罗斯远东临海地区。东北地区的毒品来源非常的复杂,既有北京转运来的军运毒品,也有广东经云南直接转运来的毒品,也有西北区运来的毒品。由于目前东北区的外运通道已经完全打开,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大量的毒品经东北转入到日、韩、俄然后经其自身通道进入其市场或转运至国际市场。目前在东北进行毒品贩卖的最大交易商有三家分别是沈阳军区、边防部队、各地的国安机构,而且军方负责毒品运输入东北,边防部队是交易的中转方,国安系统负责毒品的转发。许多的毒品是通过外地进入沈阳,哈尔滨转入当地消费市场,外销部分主要是经过黑河、图门、威海、青岛、公海交易,合法外贸等手段进入俄、日、韩等国。
上海大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毒品来源主要是云南和部分上市公司非法生产的含毒成份的药物,上海也是转运出境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国内最大的冰毒出境地,许多的毒品被以合法外贸的形式出境,几乎所有的与外贸有关的毒品交易都是前几次交易正常,交易顺利以后开始贩毒,而且数量巨大。上海的毒品控制势力较为复杂,变化速度较快。
广东区,包括广东、广西东部、江西、湖南、福建、海南、香港、澳门等,这是全国甚至是全亚洲最大的毒品转运地。云南的毒品和许多中国的上市药物生产公司甚至有非上市公司非法生产的毒品都是在此转移进入二级市场,广东地区的毒品控制问题变化速度之快超过上海。本地毒贩、军方毒贩、警类毒贩、民间毒贩、美国毒贩、香港毒贩、澳门毒贩、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是欧洲、非洲的毒贩,鱼龙混杂,非常的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导致广东区成为各类势力的集中地。但是在贩毒的问题上思想是完全一致地,真正是采用的先进的国际技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特色的贩毒体系。特区的特也包括贩毒,广东区本身有巨大的毒品市场也有巨大的转口毒品贸易市场,因此,官方可以说是获利丰厚,甚至经常有开着军舰、军车、警车保护贩毒及交易的现象,给人的感觉好像在执行重要的任务。
云贵广区,中南区、西北区目前的本地吸毒市场已经快速发展起来,规模也很大,但是其主要的职能对比,转运部分要大于当地的消费。以云南为例,中国的军方通过军事手段大量从缅甸获得毒品,交付的很多都是军火和粮食,获得的毒品自然转入国内流通领域。新疆的地位也是一样。了解中国的毒品市场可以通过两方面,即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及中国的毒品转运在国际交易路线中的地位。如此大规模的贩毒,民间力量是绝对没有能力实现的,在中国可以实现的只有官方。
2,政府管制的戒毒机构
官方也是有很多戒毒机构的,但是是否是真的戒毒还是仅仅是为了收钱,具体情况随便翻翻报纸都有答案。真正的戒毒机构是有的,但是数量非常的少,大部分是以政府为名,进行垄断经营,几乎所有的戒毒机构都是警、军背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几乎超过85%的戒毒人员出去后会复吸,而其毒品的供应商恰恰就是与戒毒所处于同一系统的毒品供应,这些人出去后,很快就有贩毒人员上门送毒品,并不是吸毒人员自己找的,因为许多的戒毒机构同时也将戒毒人员的资料高价卖给贩毒人员,用于所谓的市场再开发,因为是中国特色而已。
3,政府操纵的媒体机器
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几乎没讲过真话,取得政权后也是一样,中国百姓的脑袋里装的全是共产党封闭教育填充的如童话一般的谎言世界。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就是教育,如果将共产党的内容改成共产党员是从河外星系降临地球的高级生命,并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国的老百姓也会完全认真的相信,不断重复谎言和无法接触的真相导致人的观念渐进形成,即使接受到了真相也已经由于意识原因产生排斥心理,而宁愿相信虚构的谎言,这就是教育的含义也是意识形态的危险之源。到了互联网时代,深受其害的中国人开始完全了解政府媒体的虚伪性,可以讲官方的媒体的任何内容可信度不超过30%。剩下的即使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水份,有利的内容几乎没有不夸大的,不利的内容不是不报就是缩小规模,完整的真实的纪实性报道的内容在中国几乎是凤毛麟角,几乎可以用罕见报道。在毒品报道上,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大案、要案,什么建国最大、改革开放以来最大、亚洲最大、国际最大、世界最大等等刺激眼球的报道,实际上,如果是必死的毒贩,贩卖的毒品是一公斤,警察可以变成10公斤,贩卖一吨可以变成5吨。
在2003年1月在昆明就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并成为官方内部的笑谈,北京公安部获得内部官贩的信息称有合肥籍的毒贩在昆明与当地外籍毒贩交易大宗毒品,于是根据信息,也带来记者现场拘捕并抓捕,结果人是抓到了,但是只有十几克的毒品,交易金额仅有几千元。由于无法满足要求,警察干脆拿了一堆缴获的假币和假毒品在命令下重新演了一遍,小宗的毒品交易转眼间变成交易几公斤,交易金额高达百万的特大贩毒案件。类似的游戏在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都演过,以演习代替办案一时成为风气,似乎中国一时间破获了几个大案要案。但是人们也发现大案不断、毒品不断,造假已经不是国家统计局地方官员的专利,军队、警察系统的造假的规模与程度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严重。
中国每年有数不清的案件,能够侦破的少之又少,就如同公安部的要求侦破率要达到30%,那剩下的部分呢,所谓的侦破,其中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可恶的是官方的媒体还非常配合,侦察演戏已经轻车熟路,许多的现场的警务行动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在做秀可想而知,中国军警非常喜欢什么行动,打击什么,什么月,几乎在行动开始军警背景的各级黑社会都被告知休息,然后是大张旗鼓的几千人几百人的集会进行做秀的宣誓、号召,然后警笛大开,有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般。对许多早以确认的目标疯狂修理,被修理的目标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无论是正在合法的经营还是非法的经营,只要在目标之列就会被处理,无论被处理人如何申辩都是没有任何用处。
这就是政治,很多无辜的百姓就是被修理的对象,偶尔也会抓一些人员,但是行动是有比例分配的,并不是完全无理由的。举例,以沈阳为例在2002年如果严打,经常会有指标,严打部分就要求,必须枪决20人,必须劳教800人,必须罚款5千万,必须没收价值6亿的资产,必须接受十个区域的娱乐场所势力范围,五个贩毒区域的势力再分配,必须消灭10个黑社会团伙,必须关押2000人,必须没收8000个管制刀具,必须没收700只枪。所有的严打信息在什么时间公开,时间顺序都是有要求,这时候没有达到指标的会受到严厉的处理。因此,严打期间几乎是中国冤案最多的时期,媒体是帮凶,因为,正是由于媒体的封闭信息,冤案的信息才难以传播,即使有部分公开的冤案,大部分涉及权力变动,因为冤案是导致权力所有者下台的一个方式,为权而斗,共产党乐此不疲,否则共产党怎么会发善心呢。严打也是中国军警演戏的大舞台,媒体也将军警的恐怖形象广为传播,制造威慑效益,而对无数的冤案充耳不闻,仅仅是一群听话的家犬而已,所谓媒体的良知被狗吃了一点不点,在中国如果有新闻道德或良知是无法成为新闻记者的,必须学会颠倒黑白,维护官方,扑灭民间的不满和引导民间信息是媒体的义务与责任,对于毒品方面的报道更是这样,真正揭露官方贩毒的任何记者都没有实现报道,因为只要有行为不用一日即可死于意外,中国的特色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谎言都是在不断的制造,似乎可以信赖的真实只有一点:我们是地球人,我们在太阳系生存。
4,日益壮大的吸毒大军
早期的官贩对于毒品的种类还有很大的顾及,基本上是以海洛因为主,冰毒、摇头丸、玛啡、大烟等比例使用较少。但是1998年以后局面完全改变,几乎所有的毒品都被采用,毒品的种类的越来越多,花样也越来越新颖,吸毒人员的范围也急剧扩大,新贵、学生、教师、商人、警察、军人、职员、政府人员,一切可以发展的人员几乎都在其中,中国的吸毒大军浩浩荡荡般有如长江之水连绵不决,又如黄河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数不清的药物性毒品也蜂拥进入这个高速发展的毒品市场。
在现实中,从十几岁的学生到七十几岁的老人,无论是从事任何职业,只要需要毒品都可以随手可得,几乎到了公开的地步。只要可以获得利益,无所不为,甚至中国还有数量惊人的天生吸毒者,即由于父母吸毒累及婴儿,导致婴儿天生染上毒瘾,中国的毒品价格要比国外的发达国家要便宜的多,但是数量要比发达国家大,同样是1亿美元,在美国可能可以得到约200公斤的毒品,只能可以满足约30000到55000人的用量,但是在中国可以获得约1400公斤的毒品,可以满足约160000到370000人的用量。因此中国的问题要比美国严重的多,因为中国的比例小,但是绝对数量大,中国的实际吸毒人口实际上要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巨大的利益导致巨大的生存链的存在,加上政权的腐败与政治危机的特点,中国已经成为在人数上的吸毒大国,如果将所有属于含有管制毒品成分的药物也算在其中,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吸毒人口国家,第四大交易市场。
5,政府默许下的特殊贩毒行为
颓废的时代,腐败的专制政权导致的必然是骇人听闻的统治局面,无数的粉饰都无法掩盖现实的黑暗,许多曾经的官方系统内的毒贩在洗手后有一些被杀,有的得以安全度过余生,但是对于官方的保密观念是其对政府内部的纵容心有余悸。笔者就接触到部分在鞍山和内蒙古地区的老毒贩,他们也曾经在中国的军警系统叱咤风云,老来收山,几乎所有的言论都指向一点,没有政府的支持与参与,中国的毒品问题绝对没有如此严重。笔者无意专业研究具体的官方贩毒行为并查找证据,因为现实的一切已经是不可争辩的证据,否则正常的思维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原因只有一点,官方贩毒的真实性是无法质疑的,而且严重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权力最大的机构也是最腐败的部门,的确中国的军队、警察、武警系统可以说是中国安全的保障,是权力最大的执行机关,当然也是最腐败的部门,任何属于该领域的行为几乎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会戴上国家机密的帽子,国安系统更不用讲了,国家的暴力机器也是罪孽最重的。这就是曾经为国人骄傲的国度,一切仅仅消失在往日的照片中,现实的繁荣已经无法掩盖奄奄一息的腐败政权。
6,民间贩毒体系的衰亡
简单的议论一下,毕竟曾经的民间也存在过而且还在喘息着,目前发达的国家贩毒体系,几乎都是民间贩毒集团多年打拼下来的,对于民间贩毒体系而言,1990年可以说其发展的高峰,此后便辉煌不在,因为1990民间贩毒几乎占整个市场的65%,此后便完蛋了,下跌到现实的接近20%,而且目前从事外销比例的贩毒分子有相当比例是民间系统。东北的道里帮、合东帮、上海的浙江帮、广州的客家帮、福建的莆田帮、深圳的河南帮、东北帮、潮州帮,几乎都是典型的外销毒品的老大,几乎垄断当地的部分种类的毒品业务。但是现实的变化使许多的帮派被收编,处于官方管理之下,被管理也就是完全变成国家公务员性质了,唯一没有变的就是生命的安全保障,这是黑社会不变的格言。
7,官方贩毒体系的主导地位
要说的话已经很多,具体的分析已经很大,但是无休止的血泪带着无数的真相,当人失去人性时,他会变得非常的残忍。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失去人性时,留下的是几代甚至是十几代的灾难,中国就是灾难中的姣姣者,如同朝鲜也使用贩毒获得必要的物质一样,官方贩毒似乎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手段,多灾多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多少骇人听闻的残剧,但是留下的有多少呢,只不过是历史的重复罢了。但是将毒品作为重要的维系党员纽带的战略统治物质确实是只有红色政权才有的气概,法西斯也不过如此,毒品的政治化与思想化在某种意味上有了一丝特殊的味道,但是这只不过是飘满血腥的舞曲而已,只有胜利者才有最美妙的舞蹈,正统的舞蹈,原因就是已经处于绝对的主导作用。一个在白色恐怖世界被毒品包围的舞台上上演的世纪文艺,台下是哀号遍野,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观众,或许舞台上的一切似乎很美,但是确是通过舞台下的鲜血与残酷演绎的,人们叫舞者为中国共产党
五,中国的毒品种类关系
1, 内销的主要毒品来源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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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他涉及很多的所谓的国家机密,在初期中国的毒源几乎都来自境外,但是现代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许多新毒品、摇头丸、冰毒等等,很多毒品已经不需要从境外采购,所以中国的许多内地企业成为制造毒品的大户,当然不是完全公开,而是为其中一业务。山西临汾、吉林长春、辽宁丹东、广东深圳、广东佛山、广东肇庆、湖北武汉,太多了,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曾经有要求被强制秘密生产毒品,美其名曰叫战略物资,做什么,攻击火星吗?中国曾经在媒体报道破获某某特大摇头丸案件,某某特大冰毒案件,简单考虑一下,如果是真实的,可以想象中国的毒品市场的规模及在国际毒品交易中的地位,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是说又是做戏,无论真假都没有任何的有利可言。摇头丸,想象一下,中国每天的消耗量是多少,正常的淡季是500万至3000万粒,旺季的高峰时期是震惊的5000万到8000万粒,这里描述的是一天的使用量,或许有人讲,不可能吧,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摇头丸根据内部的含毒成份的多少导致药性也会大小不同,分为10%、20%、40%、60%、80%左右等不同的类别,价格也有很大差异,实际的价格会从5元,10元到200元不等,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有不同的消耗量及价格,药力弱的有的一次就服用五六粒,药性强的一粒就已经很强。但是综合而言,服用一粒的相对少,多为2至9粒,至于闻名的K粉几乎就不用多讲,中国的许多的制药厂几乎近乎疯狂的日夜生产,然后是进入医院,或直接从药厂转卖,K粉对于许多的中国的国有药品生产企业如沐春干露一般,因为正是K粉市场的崛起使许多处于倒闭状态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获得大量的发展资金,再度复活。仅以吉林长春,辽宁丹东,安徽徐州的企业为例,如果不是在2000至2001年承接了接近483吨的K粉生产订单,企业早已倒闭,现在呢,已经变成所谓的上市公司或其中的主体控制方,洗钱活动还是必要的,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的足球产业、中国的防护林种植、中国的房地产、中国。。。。。。,太多的可以洗钱的途径,几乎没有不可以洗钱的行业,难怪世界上的任何贩毒集团都嫉妒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较大的洗钱王国,任何非法的资金经过中国的简单象征过渡便以合法的方式流出国外。
统计的中国的每年流出的外资超过600亿美元,官方称是盈利收入海外截流,逃避税收。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已经经过洗过的黑钱,实际的金额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官方的行为自然对民间是个莫大的刺激,疯狂的制毒也就不可避免,有趣的是大部分的毒品制造结局往往是另外一种现象,即官方没收,然后是以官方的名义生产,即原来是民间拿100的利润,现在是官方拿八成,民间拿二层,又做到了一起。
中国的境内毒品市场有很强的势力范围的烙印,毒品的规模与生产的数量也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就象商品多了要引起价格下降一样,因为在2000年曾经发生由于毒品的数量的大规模泛滥导致价格急剧下跌,一公斤海洛因市场价格曾经下跌到历史最低位即23万人民币。经过不断的整理后,数量得到严格控制,价格回升至48至85万,因为毒品价格的下降必然导致产业链的瓦解,最终处理这一问题的竟然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但是结果是让出了最大毒品供应的交椅,也有人说是总参在搅局,一切不得而知。
2, 外销的毒品确认
讲外销一定要讲中国的纺织产业,因为中国的纺织业在中国的毒品外销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使用服装作为贩毒工具并不是中国的先例,但是做到中国规模的大概只有一家,就是中国。曾经的岁月,中国的许多纺织企业,向世界发送了多少数不清的毒品,真的是难以统计,仅江浙一带,广东地区就有数不清的服装企业是通过以服装出口为掩护大量走私毒品实现起步,在很多外贸企业中有很多叫一单收、两单收、三单收等言辞,其基本含义就是做一笔大的毒品走私交易就停止,或做两笔大的毒品走私交易就停止。这种现象非常的多,这也是国外非常难以查出的原因,即使在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随着中国的外贸大发展,外销毒品的实际方式已经不是单纯的仅仅使用服装了,而是花样翻新,多种多样了,根本无法用比较全面的言语表达,真是不了解不知道,毒品走私真奇妙。
3,毒品分类导致的利益分工
这里要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中国毒品在国际交易通道中的衔接问题,在历史上国际交易通道是由最底层的实力最大的集团建立的,因此,有很强的排斥性。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单一集团的垄断地位得到改变,变成几个集团严密分工,互相衔接的情况。在2002年,中国的官贩就曾经通过消灭民间的毒贩的方法接受其交易地位,2002年底根据官贩的信息,沈阳、丹东、大连警方摧毁了以沈阳为转运中心的辐射日本、韩国、俄罗斯的一个国际贩毒集团,抓获境内贩毒人员6名、2名澳门人、3名韩国人、1名日本人、4名俄罗斯人。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处理结果,境内贩毒人员4名被以法轮功分子处理,2名被释放,1名澳门人失踪,1名释放,3名韩国人释放,1名日本人释放,4名俄罗斯人释放。释放的原因是情报有误,几乎都没见报道,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官方接管了这个贩毒体系,出面的当然不是官方,而是官方背景的毒贩,当然钱是不可少的。在中国抓捕毒贩是警察最喜欢的事情,因为,很多毒贩都是腰缠万贯,没钱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有钱,性质就变了,没有警察会上报,一条小毒贩的命是160万,贩毒1至3公斤;中型毒贩的命是460万,贩毒2至7公斤;大型毒贩的命最值钱,是3400万,贩毒3至10公斤。
有钱就可以买命,就可以无罪释放,毒贩的救命钱的价格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因为,知道的人越多,需要的价格就越高,所以很多的抓捕大毒贩的行动,许多多年的老警察、局长、处长几乎都是拼着老命上阵,抓到后马上封闭消息、慢慢审、小火慢慢熬,就是不上报。这时也就基本不干什么工作了,整天忙逮钱的活,只要把毒贩的钱拿到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毒贩也就被释放了,一回生、二回熟,下一次贩毒只要提前交平安税孝敬一下就可以了。
境外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钱,没背景,没实力,那只好被消灭,也就是报纸上见到的被枪毙的毒贩。中国的抓捕、拘留、进看守所、被起诉、被审判、进监狱、释放,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学问的,都是赤裸裸的资金链。如果没钱,直接就是一条龙服务,非常的高效率,甚至枪毙都是很迅速的。如果有钱,情况又变了,也是经典的小火慢慢熬,拘留时需要付钱,进看守所付钱,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付钱,而且不是几万哟,而是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几千万。如果顺利,还没到审判程序就证据不足释放了,运气不好进入审判程序进了监狱,还可以付钱的。
犯人在中国根据情况的不同,减刑的价格也不同,死刑犯最贵,在中国死刑立即执行转为缓期两年执行的价格是最高的,最少是160万至2。7亿,680万是哈尔滨曾经发生的一个死刑犯最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而被害家属却遭非人迫害,现在该死刑犯就在美国。还是一个某大公司的成员,2。7亿的买命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个北京的太子党,一个钢铁公司的老总,中国的许多的重犯买命几乎都是公检法三大系统全面买通,因此,使用的金额就非常的大。即使入狱,也可以用钱恢复自由身,缓期的死刑犯转有期徒刑的价格约是80万至130万,有期徒刑的价格是一年12万,审判10年以上的最少做满5年,钱多的话,两年都可以出狱,什么证据有误,上诉驳回原判,证据不足,表现好减刑等等,理由多的很。
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政府曾对其内部的黑社会体系进行了空前的打击,许多已经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方式解决,而是政治手段。许多的毒品渠道一条条被掐断,但是港澳的毒品供应在停止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被接上,毒品继续被源源不断的输入港澳。如果驻港澳部队使用军车运输毒品相信没有任何香港,澳门的警务系统人员有胆量和权力查验,港澳部队不需要港澳人们出钱养,每年部队输入港澳的交易毒品就够养活6个以上的港澳部队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4,权力体系下的毒贩等级
如同中国的权力机构一样,中国的官方的贩毒体系也是等级分明,相对于正常的生意比较,从事毒品活动大官员数量相对要少,但是实际的处于受益的范围却很大,实际上是一个罕见的倒金字塔型,底小头大,这是贩毒的行业特点决定,而毒品进入流通领域又变成正金字塔,底大头小,中间的衔接渠道是最重要的,每次的权力导致的人事变动几乎都会导致微小甚至是彻底的结构变动。

具体的模式是,军队、警察、武警、政府官员中的实权人物为顶,与领导有关的亲属,关联公司甲为命令下达方,在有业务公司乙为命令接受方,公司乙作为与黑社会体系的联系通道。如果王某是某一地区的黑社会老大,王某会有一个独立的公司,并由王某的得力手下李某建立娱乐场所,日常时李某会进行正常的毒品交易发展吸毒人员,一定阶段后,李某发展的吸毒人员会转入王某的另一个手下张某建立的供毒渠道,毒品的贩运上,一般是领导使用警务或军务公车贩毒,交给甲公司,以业务的方式交易到乙公司,在由乙公司转移给王某,再由王某根据需要发给李某。张某进入娱乐场所或其他的贩毒消费渠道实现流程的完成,即使有执法机关不小心查到,每一个体系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是不会触及顶层的受益方,即官员的,因为,找到证据非常的困难。如果认为黑社会是最大而且很毒的话,那就非常错误的,黑社会是官方的授权的执行机构必须完全服从官员的指示,任何的不满与被叛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被以某种罪名被通缉或以暴力抗法、拒捕、或直接处死。有权杀人并可以合法带枪的黑社会和普通的仅仅有暴力能力的黑社会相比,地位自然不值一提,不要认为环节多就认为利益少,毕竟各环节的公司的人少,但是会有惊人的业务量,留意一下广州,深圳的许多公司你会发现门面很大,人很少,但是业务量大的惊人,久了奥秘也就了解了。
5,被打击的毒品人员特点
这个话题非常的血腥,因为有很多的底层的百姓非常的不小心进入所谓的陷阱,被捕并被杀,类似的问题很多,民间的情况也有很多,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中国经常会有被杀被捕的毒贩,举一例子,广东省主管部门要求上半年广州逮捕100个毒贩,处决15人,如果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就会有警察要求黑社会找倒霉蛋充数。怎么做呢?黑社会人员会找一些社会外来人员或其他人员,要求他们将毒品从广州运到珠海,第一次会非常的安全而且容易,数量也很少,可能只有十几克,但是获得的钱很少可能只有五六千元,但是很容易,第二次,数量加多一些,获得的钱增加到一两万元,第三次呢,没有第三次,超过国家可以处决的数量就可以通知警察守株待兔了,然后先前支付的钱和毒品也就回收了,这个人就变成了电视上见到的被即将处决的人,至于毒品的上线自然也有另外的倒霉蛋,中国人口多,智商低的也很多,所以完成上级的要求实际上很容易,至于毒品市场,只有扩大,决不会变小。
6,复杂的官方体系
中国的官僚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体系,什么小组、什么办公室、什么公司、什么什么办,这些乱七八糟的挂牌机构有时比政府的实权机构还有权力,鬼知道某个机构是什么背景,所以官员都十分小心,担心触雷。官方体系的复杂实际上也给了贩毒体系的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和手段,许多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调动成为可能,导致许多人在行动,但是连干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是上级命令的,有时连真假都无法鉴别,就像2004年在武汉,民间的毒贩江某某使用军车冒充运输军事物质,实际上是运输病毒,被武汉军区的稽查发现,结果被查,即使发现了毒品,稽查也没敢制止,简单的认为是江某所称的特运办的物质,于是放行,直到几个稽查经过内部消息确认江某非官方毒贩后,立即追赶,抓到后是将毒品二八分账,而且直接由稽查押运到黄石,变现后,六个稽查消失。江某在2005年初在新疆被捕,类似的丑闻在大陆多如牛毛。
六,毒品等地下市场的延伸产业
1,控制黑社会成员的作用 (博讯 boxun.com)



黑社会是一个以利益为纽带的组织,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从事国家禁止的非法的利润高的行业作为基本的生存手段,因此,中国的腐败政权的违法执政为黑社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基础因素。毒品在现实中是保持黑社会成员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纽带,因为受到毒品控制的人会完全失去理智,而且生存的要求会变得很低,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深圳、武汉,全国许多地方。我们会经常见到群体性的武力殴打,其中有些人员非常的残暴,黑社会并不都完全吸毒,但是其中一定有核心的亡命之徒级别的会被以毒品控制,其主要的作用就是杀人灭口的工具,其残忍的程度已经无法使用人类这个词来形容,几乎完全是禽兽,或许这才是共产党的真正遗传和正宗弟子,但是这类人员与真正的共产党暴徒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2,控制卖淫人员
这是经常的手段,卖淫的小姐或先生拒绝卖淫,就会有人强制使其吸毒,很多的小姐和先生就会因毒瘾难以控制,被迫卖淫,这样也就达到了控制小姐与先生的地步,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沈阳等国内的许多城市,许多美丽的小姐和年轻的小伙子会被贩卖到娱乐场所,在正式从事卖淫的同时,会采取武力威胁,暴力强奸摧毁心理防线,威胁家人,不给饭吃,吊打,鞭抽,轮歼,恐吓等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最后无法实现,几乎都会使用注射毒品,然后小姐会逐渐接受现实,乖乖接客,成为标准的卖淫机器,直至色衰体弱被踢出门,小伙则没这么幸运,几乎男性都是接待男性,男性接待女性使用完全狠毒的暴力相对没有男性接待男性多,几乎很多男性在受到的监禁后会变得非常的胆小,而被强制关到接受卖淫的屋子,然后接客,男性的客人几乎都是以强奸的方式完成性交,因此,会非常的刺激,在四川,湖北,辽宁,上海,广东一带非常的流行,目前而言几乎全国都有,控制卖淫人员已经不是完全对付小姐了,现在的主流很多是先生,是男性,很多的场所就有这样的业务,男性与女性发生关系,在目前完全是主动行为占主导,但是男性与男性发生关系,结果是以暴力强奸为主导,你能想象吗。
3,控制不同政见者
这是专业对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满的,是消灭其肉体的一种方式,某某人死于狱中,某某人招供了,某某人揭发了,某某死硬分子招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犯人一旦进入中国的监狱会很快的招供,如果需要,而且不必要对外公开,那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监狱可以折磨的你生不如死,死而复生,生了又死,死了再生,慢慢的折磨死你,如果你没疯要么是你运气好,要么是罪轻不至严肃处理,否则。。。。。。
4,控制死刑犯人
这是很多死刑犯人的要求,为了�胆,也为了在舒服中死去,死前的注射毒品费用是8。48万元,费用也是带有非常的迷信特点,就是来世在发财的意思,在毒品引起的最高潮最舒服的状态中被处决,许多的狱警还会通过提供毒品要求犯人提供监狱外的个人资产,这时的吸毒费用高的惊人,许多的死刑犯人会买通狱警在临死前拼命的享受,小姐,海鲜,大鱼大肉,吸毒,一切的可以豪华享受监狱都可以提供,但是必须提供巨额费用,以监狱外财产做担保,这是有钱人的死法,只是有的钱不够买命仅够死前享受而已,许多的死刑犯会在临死前消费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消费,但是这些消费在狱外仅仅价值几千或几万元而已,甚至仅仅是将临近的美丽女囚犯带来消费而已。
国的很多监狱的被判刑的女囚犯都会有一个选择,即有监狱买通鸡头,询问囚犯是否接受以卖淫代替服刑,即如果被判刑10年,可以选择在服刑后接受新规则,即鸡头支付几万的保险金,将女囚犯带到指定的由监狱控制的卖淫场所从事卖淫行为,女囚犯会在给监狱带来几十万的收入后,将几十万收入作为减刑一至三年的交换,基本上在实现130至250万的收入后,女犯人会被减刑释放,但是几乎很多的女犯人会出狱后主动进入卖淫场所,一般女囚犯实现出狱而卖淫需要的时间基本在两到四年,条件好的也有一年后即可出狱,也有鸡头会以一定数量的金钱买断某个囚犯,如以一个犯人15万,一次购买8个,只要付120万给监狱,鸡头就会带犯人走,这时如果犯人逃跑,监狱就会以越狱为名发通缉令,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鸡头的剥削,犯人的刑满释放的公开文书实际上需要鸡头认为满意的时候通知监狱来实现,一般鸡头都会在一个女犯身上最少获得150万的收入,8个女犯人足以获得上千万的收入,当然女犯人的美貌与身体是决定价格的关键。
也有重刑的美丽的女犯人,即没有减刑的可能,而且是终身监禁,这一类的犯人几乎就是性机器,因为对这类犯人,监狱可以使用来进行商业卖淫的时间有几十年,一个这类的犯人可以给监狱带来几百万的收入,中国的河南,新疆,云南,广东甚至北京,上海等地都有这类人,甚至在新疆,许多的部队的士兵由于长期没有性交,产生压抑,会和许多的监狱联系,而监狱会找来许多的重刑女囚犯,女囚犯同不同意已经没有人关心了,所以以班,排,连为单位集体强奸女囚成为军队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时的女犯人即使不愿意,也没办法,因为,必须接待几十个甚至是几百个部队战士,满足战士需要是稳定军队的重要措施,也有很多美丽的女囚犯被强制带到娱乐场所接受商业性的卖淫行为,中国的很多事情耸人听闻的太多了。
5,发展民间富裕人员吸毒
中国也有所谓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也有广泛的吸毒行为,明星,企业新贵,小老板,股市新富,太多富裕的行业,太多的富裕人士,许多成为新的羔羊,进入早已埋下的陷阱,进入吸毒大军,一根香烟,一杯酒,一口茶,不经意吸入别人吐出的烟,一顿含有毒品的丰盛晚餐,一切都有可能,毒品无所不在,因为开始投入一百元,以后就可以带来几百万,几千万,相对于毒品与卖淫,赌博的投入与产出,这三个行业或许才算是真正的高科技,因为利润太高了。
6,学生吸毒市场的发展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吸毒要从学生起步,这是现实贩毒分子的格言,摇头丸,K粉,中国的毒品市场已经进入细分市场的阶段了,任何从事市场营销的人都应该明白当市场处于市场细分时,是市场及产品处于成熟发展的时期,已经处于稳定阶段,中国的毒品市场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学生有学生的毒品,商人有商人的毒品,富人有富人的毒品,穷人有穷人毒品,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使用不同的类别的毒品实现满足,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毒品市场也与时俱进,大踏步的进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
7,延伸产业的原因
毒品市场的发展必须由强权保护,而建立外围的保护体系也成为一种安全的防线,有效的介入政府性质的一些产业成为许多黑社会人员的义务,否则就没有政府官员保护了,在中国许多政府有意但是无法出面解决的问题几乎都由黑社会人士一手包办,几轮动作后,行为的参与人已经幸福的坐在北京的最高权力机关安心的喝茶,享受暴力带来的利益与幸福。
8,暴力拆迁产业
这已经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了,明确的讲应该叫产业,暴力拆迁产业,从事该产业的几乎有四类人,一是政府执法机关,也就是政府各相关部门直接执行的强制拆迁的行为,当然政府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刺激的,二是开发商,直接由开发商及其下面施工单位执行强制拆迁行为,三是便衣的受到雇佣的警察,武警战士,地方军队,这类人的特点是人多,来的快,去的也快,手段残忍,基本都具有非常残暴的威慑力,这类人出手没有不死人的,第四类自然是黑社会,很多的黑社会是免费执行强制手段,其特点是以恐吓为主,手段比第三类弱,几乎就是断水电,打伤打残,将被拆迁人员强制拉出将房屋推倒等,或直接将房屋推倒等,这类行为中,第三,四类是有正式的市场价格的,而且一般是没有第三类人员出现,因为,第三类人员一旦介入强制拆迁一定是面积大,金额大的特大项目,目前的行情市,2005年4月行情,非军队的黑社会行价,一户2万,严重的拒绝拆迁户最高为40万(比较少),一般一次拆迁接手的黑社会基本会出20到300人之间,可以获得大约60到200万之间的利润,基本根据情况而定。
现实中会有很多专业的武力拆迁公司,也是以公司名义存在,员工只有几十个,需要增加时会临时从民工中雇佣然后以每人每次200元的价格执行。一般武力拆迁公司首先会收到大约30到50万的订金,然后确定强制拆迁的范围和时间,最后谈好价格,然后开始行动,是武力恐吓,殴打,停水电,温柔政策,直接推房等手段。总之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将指定范围的建筑拆除,否则无法获得剩余的费用,所以时间越近,拆迁公司的手段越残忍,时间不紧时其动作相对比较温柔,但是专业的暴力拆迁公司有一个特点就是避免死人,而是以打伤打残废为主,因为,这类公司是专业性质,因此,不回介入过多的死亡事件,但是第三类的军警人员就不是这样的了,他们的收费一般在每人每次3000到6000元,武警战士为每人每次5000元,军队战士为4000元,根据情况而定,这类人员几乎都是统一着装,武器统一,几乎一出动就是几百人为单位,而且专门攻击群体性质的人员,就是几百人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使用的武器是大刀,钢管,斧头,砍刀,猎枪,土枪等民间常用武器,但是攻击起来手段凶狠,下手非常重,必有死伤,几乎完全与军队镇压无异,这类人员即使是黑社会也会退让三分,因为,这是正规部队,是杀人机器,修理拆迁户更不在话下,所以大型拆迁工程,他们往往是最后的杀手锏,可以讲没有300万以上是无法调动这类人的,所以即使向警察报案也没有用,因为警察都不敢惹,只有上报上级,上级继续向上级,一直向上,最上面的领导比较忙,事情也就过去了,也就不了了之了,拆迁动用便装的武警部队或军队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但是这就是现实。而且还明码标价,中国的暴力拆迁行业从改革开始计算到2003年达到顶峰达到创纪录的11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此后下降到50亿并稳定下来,暴力拆迁行业的业务范围在具体的实施中已经扩大,远远不是传统的仅仅是强制拆迁,而是包括强制将任何出钱方指定区域的任何人,物,设备,农作物,树木,房屋以强制手段占有并造成事实,为出钱方的后续行为扫清障碍。
9,辅助执法产业
许多的黑社会在前面讲过也会参与国家的各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有的是免费的,有的却是需要付费的,基本上是每人每次100元,最高也不过500元,以全国计算每年用于支付黑社会的辅助执法的费用高达近80多亿元。
10,制造假币产业
中国的人民币类的假币制造几乎完全集中在河南,河北,广东,福建一带而且以民间力量为主,美元的制造集中在广东,海南,其他类别的假币主要以辽宁,福建为主,中国每年的人民币假币市场高达约120亿人民币,假美元约为16亿人民币,假台币约为40亿人民币,其它假币约2亿人民币,假信用卡约为2万多张,假银行卡4万多张,假发票面额约为100亿,假支票4万多本,假。。。。。。!!!
11,贩卖军火产业
中国的军火生意非常的火爆,五四,六四,仿五四,仿六四,猎枪,鸟铳,消音,激光瞄准,冲锋枪,左轮,九二,八四等五花八门,一把五四的成本为124元,产地价格1400元,最终交易价格会达到最高4800元,甚至12000元,六四成本为158元,产地价3800元,最终成交价为7800元,甚至达到18000元,每年中国境内的各类枪支交易量大约在120到160万枝,数量非常的惊人,枪支带来的后果自然是杀人,但是中国的一些地方部队还是会从事军火买卖毕竟这是一个接近70亿的地下市场,而且甚至和毒品一样具有暴利,目前中国的军火主要市场为广东,福建,东北,华北,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军火的供应地基本上是云南,青海,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其中广东,河北,云南,黑龙江主要是军方枪支的供应地,价格高性能好,其他地区以仿军用民间制造枪支居多,价格低,但是性能差。
12,妓女贩卖产业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在卖淫市场也是一样,妓女也可以作为商品被主动或被动的贩卖,有些是被挟迫的,有的是妓女自愿的,原因千奇百怪,如果说贩卖一个女人,我们叫绑架,但是像卖牲畜一样,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的贩卖女人叫什么呢,中国有数不清的妓女贩卖地,可以说同色情产业一样,就是色情产业的重要补充行业,可以说女人被贩卖只有自愿与被迫,自愿的就是由于本人想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又无法获得进入的渠道,只好自愿进入妈咪的手下,举例说,王小姐非常美丽,如果在一般的娱乐场所卖淫一个月仅仅能获得2万的收入,于是她决定进入李妈咪的手中,卖掉自己,李妈咪在集中50到300左右的小姐信息后会和许多省份的大型娱乐场所的鸡头联系,鸡头会上门看货,选中后,会谈价钱,有的会3000,有的2万,一次带走几个甚至几十个小姐,李妈咪就可以获得介绍费几十万元,这些小姐被鸡头带走后开始会免费在娱乐场所工作还清鸡头的费用,一般前期要付30万以上,就是前二个月免费,第三个月开始小姐和鸡头变成三七分,小姐七,鸡头三,具体情况看鸡头与小姐的关系,这类交易中小姐基本上有很大的自由,没有被迫,完全是自愿,而且鸡头也会保障小姐的安全, 处于完全的共生关系,这样的小姐转运据点在内地非常的多,许多的小姐经常会在不同的地区卖来卖去。另一种就是挟迫,就是强迫,比如以招工为名招女工,家教,招生,找老乡,手段很多,许多都是使用哄骗,恐吓,殴打,强奸,麻醉等手段将女孩集中监禁,集合到几个或十几个后,找好买家然后送到买家手中,强迫卖淫,这类基本上单次数量在几个或十几个,个体比较数量没有前者多,但是总量上不相上下,这类的小姐价格几乎都比较低,因为急于脱手,所以价格基本在4000到7000一个,卖女孩的有社会专业贩卖人员,鸡头,妈咪,警察,监狱人员,范围教广,被卖掉的女孩几乎都会被强制卖淫,如果逃跑了,也就获救了,没有逃跑能力的几乎就成为性机器,被一个老板赚够了,做了两三年的卖淫生意后,再会以更低的价格,2000到4000的价格卖掉,继续被强制卖淫,到了接近30多岁,又会被卖掉,这时候的价格几乎就是1000到2000元,最后很多的卖淫女会以800到1000的价格被卖到穷山村做人家的媳妇,成为生育工具。许多的被强制卖淫的女孩结局会非常的悲惨。
13,明码标价的杀人产业
国外有专业的杀手,中国呢,一样的,也有,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消费情况,杀人的行情是完全不同的,基本上分为断手脚,挑筋,挖眼,毁容,瘫痪,杀一人,杀二人,恐吓,殴打,砍伤等种类较多,以广州为例,砍断右手30000元,砍左手40000元,挑手脚筋50000元,挖眼60000元,毁容60000元,瘫痪80000元,杀一人15万,杀两人45万,5人以上殴打单人300元,10人以上的砍人行动每人起步600元,北京的价格是,砍断右手15000元,砍左手20000元,挑手脚筋40000元,挖眼60000元,杀一人25万,杀两人80万,只要你付钱,就会有人办事。
14,群体攻击武斗产业
这个可以讲的不多实际上就是两个黑社会被两个老板雇佣,要求消灭对方的游戏,结局就看谁人多了,谁底子厚谁就是大。
15,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这是一些地区经常的现象,一个地区,在某一个行业内形成体系,外来的新公司想进入会受到威胁,攻击等,也有一些小规模的企业被威胁关闭或被殴打,最后留下的是黑社会背景的几个公司。
16,专业的代孕产业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国策,贩卖婴儿又是非法的,但是买来的婴儿又没有自己的血统,怎么办呢,在中国大陆就专业有一种生育机器,许多的农村穷困的女人会接受代人生育,买主会与代孕女发生关系,导致怀孕,在代孕女怀孕期间会支付2000到1万的营养费,买主会决定要男孩或女孩,怀孕后会照B超,如果要男孩可是怀的是女孩,就会被打掉,休养后重新性交,等下次怀孕,连续两次都是女孩,交易停止,买主会支付5000到1万的补偿费,如果怀孕是男孩,买主会付1万的营养费,安全生产后基本会支付3万到15万的生育费,基本上在代孕女生产后近两个月男婴会被带走,代孕女在休息一段时间后会接下一个生意,由于计划生育问题,中国的代孕的历史由来已久,从改革方案以来几乎就没断过,保守的估计中国专业从事代孕的人数最少在50万左右,如果将只有一次代孕行为计算,最少在100万以上,中国的专业代孕基本上集中在河南,河北,四川,湖南,甚至某些地区有专业的代孕村,单次代孕指的是年轻貌美的为金钱为有钱的人士生育的群体,费用非常高几乎最少为15万到80万,但是生产后还要带领到最少两岁,到孩子被带走基本可以获得最少30到120万的收入,这类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经济发达的地区。
17,畸形人产业
这是一个专业的产业,其最大的消费群体是丐帮,就是我们所称的乞丐,现实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乞讨人员的国家,在这巨大的乞讨大军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队伍,这就是畸形人队伍,我们经常会见到,具有身体残疾,肢体畸形的人,他们不分男女,几乎都有智力缺陷,语言表达差,甚至生活都无法自理,这些人哪里来的呢,目前在中国的安徽,河南的许多乞讨村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畸形人采购地,每年这些村的人会从到全国各地寻找这类人,由于这类人本身也是家庭的巨大负担,许多比较穷苦的家庭会咬牙以1000元左右的价格卖掉这些人,买的人会说他们今后会有如何如何的好生活,等等,对于畸形人家庭来说,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因此,会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些畸形人被买来后会转到各地的乞讨村,然后被关在像笼子一样的地方像牲畜一样养着,等待不同的人来采购,许多根据行情和严重程度会以2000到5000元的价格成交,然后被带到各个城市,被摆到街上乞讨,许多畸形人由于条件比较差许多几乎活不到5年就死去了,随着乞讨市场的不断兴旺,畸形人的价格也会不断的上升,但是如果一些畸形人无法获得乞讨的同情,会被买家无情的丢弃,在野外悲惨的死去,还有许多正常的人被人为的烧伤或弄残疾成为职业的乞讨人员,为了获取金钱无所不为。
18,保护费产业
这里的保护费既有黑社会的保护费也有付给官员的,警察的保护费基本上是黑社会代缴的,黑社会收取保护费基本上不稀奇,稀奇的是警察收保护费,怎么收呢,警察当然不会自己去收,他会找一些地头蛇来收,地头蛇有警察支持,当然无所畏惧,恐吓,殴打,砍杀,直到收到保护费,即使被害人报警,警察也会以罪行较轻拘留几天就释放了,释放后又是疯狂报复,几轮下来,几乎所有的小羊羔就都听话了,上交的保护费,地头蛇与警察按约定的比例分配,这就是中国的保护费产业,所谓的警匪一家的起源几乎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很多的黑社会的暴力行为,许多的受害者会找警察,但是许多的暴力行动实际上就是警察指使黑社会去做的,因此,受害者不断的受到打击报复也就不稀奇了,这也是中国目前的许多人有事不报警不相信警察的原因,因为无法了解哪一个警察与黑社会有联系,如果都有,那就完蛋了
七,中国毒品市场的暴力行为
1,政府行为的对民间毒贩的血腥镇压 (博讯 boxun.com)



这一内容在前面已经有提过,毒贩本身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者,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业人员相对比较少,但是交易的金额非常的大,几乎与珠宝首饰处于同一状况。但是在实际的的处理情况中,具体的情况要复杂的多,远不是几句话可以解释的,而且由于毒品特有的关联性,触动毒品渠道必然对其他关联部分产生连锁反应,在内地收编性质的已经基本了解了,这里所要提及的是非收编部分,即对民间毒贩不进行收编,完全的镇压和处理,在处理上或许只有走私,境内武装人员的处理方式可以相提并论。
2001以来云南边疆地区的贩毒几乎都是武装性质,2003年7月,云南警方发现巴勒的一个傣族男青年有从事境外贩毒的行为的嫌疑,于是在边境小镇关累镇将其抓获,在押解至景洪途中被傣族同乡抵制并截走,结果是该青年的全家,几个傣族的同乡后来被大批的武警部队强制带走,从此失踪。仅仅是嫌疑,至于是否是真的贩毒不得而知,但是这种灭门性质的集体屠杀在中国的民间贩毒界非常多。有人说原因是贩毒分子的家属继承了巨大的财富,会教育后代报复,所以会采取灭门的方式,家属无论是否有罪很多都会被处理。当然也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区别对待,对待贩毒人员除了公开的审理可处决外,很多都是在抓捕中被击毙。这种情况非常的多,如果公开枪决10人,那么实际被捕的几乎是这个数字的10倍,抓捕击毙的是公开的3倍。对于现场击毙的人员几乎就是有的简单记录一下,有的直接就地掩埋而已。
云南由于其特殊地位成为世界各国携带境外毒品经中国转运出境的重要的转运地,境内外的贩毒分子的纷至沓来使当地的贩毒旅游业比较发达,但是实际当中,即使毒贩被抓只要付几万就可以被释放。每天到这里贩毒的人员多达几万人,随便逮几个都有千百万,所以吃毒贩成为云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对外是旅游业,的确云南的旅游业似乎很发达,但是与转运毒品的每年近1000多亿的收入对比,根本不止一提。云南全境几乎完全是以毒品旅游为生,几乎所有的军队,武装警察,警察,法院,检查,司法,政府人员,很少没有不从事贩毒的,所以即使国家要求云南严厉打击毒品,云南也只是抓几百,几千的人来充数,真正的大毒贩根本不会去抓。对比政府象征性抓的毒贩,几乎仅仅是流动毒贩的零头,在云南被抓如果毒品被扣,几乎不用慌张,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国家规定的几十克就可以处决,这里如果被发现贩毒一两公斤毒品根本不算什么大案,都属于小毒贩,交个十几万,几乎就没人对你感兴趣了,即使再次被抓,只要告知前一个警察已经查过了,就可以放行了,即使再度发现毒品也会放行,因为已经形成惯例。如果核实被查过一次,基本都会放行,在这一点各部门倒是非常的团结,如果上级需要杀一些人,就会有一些倒霉蛋被处理,多是渠道小,没什么背景的人。实际呢,在云南抓一千个,如果按国家法律一千个都可以枪决,但是这一千个可以一次带来近1亿的收入,多了可以有10亿,而且可以直接进入私人口袋。如果运气好,手段合理,一年变成千万富豪是非常容易的事。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新闻报道,讲述云南某村某镇集体贩毒,许多人被枪毙,有的全家都会被杀,如果认真了解情况你可以发现,当地人贩毒完全是环境逼的,当地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事的行业,而且当地的官员也没有兴趣发展经济,导致当地非常的穷困。许多的家庭年收入几乎只有几百元,即使从事农业,在如此低的收入下还要交税,当地的教育几乎为零,而就是这样的村落的村民却成为官员用来贩毒的工具,任何人都知道贩毒需要资金,向这些村民从事的大宗贩毒没有大的毒贩提供大的资金是无法实现的。被新闻公开被抓到了,这些村民也不敢供出官员,因为一旦供出官员,全家会被灭口,而村民贩运一公斤毒品获得的报酬仅仅是可怜的二百元人民币,国内的狗屁记者仅仅将内容集中在如何恐吓村民上,许多村民都是被恐吓的心惊肉跳,没有贩毒生意,他们的收入在那里呢?官员是非常可恨的,因为他们唆使村民贩毒而且仅仅支付非常少的报酬,一旦被捕无法逃避就会大量的杀村民,而被查的毒品又可以被转入流通渠道,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国家需要民间人员来作为国家打击贩毒的造势,形成舆论假象,似乎国家是打击贩毒的。实际呢,完全相反,对民间毒贩有利用有打击甚至处决,手段非常的卑鄙残忍,几乎就是将人往死里逼,在这种环境下,人几乎完全生活在无奈与绝望中,不听官员的话是慢慢死,由于生活困苦,听官员的话是迅速的死,在那个环境,如果你不从事贩毒有时你的家人会受到生命威胁,做了反而会得到奖励,什么世道啊。如果说发达地区的民间毒贩在贩毒上有赢利的成份,那么穷困地区的贩毒几乎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政府眼中,村民的一切,生命,生活,生存,都不重要,没有官员会注意他们的需要,呼唤,祈求,没有人关注,在官员眼中村民就是官养的牲畜,需要的是后喂一点事物,送运毒品,不需要的时候拿来作为打击的贩毒分子杀掉,打击过后一切继续。
这样的官方强制贩毒问题并对村民采取严厉控制的问题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广泛存在,云南是毒品,类似的还有许多,河南的强制献血,辽宁的强制吞毒运输,浙江的强制割肾,河北的中国最大的地下人体器官交易市场,山西的中国最大的重刑女囚犯买卖市场,中国的地下问题有很多,但是其建立者都是官方,只是政策与脸面问题难以公开而已,生命有时在中国仅仅如小蚂蚁一般,多而渺小。
2,区域之间对毒品网络的武力争斗
在某种程度上区域之间会因政治上的人事变动或其他的原因导致的供应链的变化使各个层面上的网络发生因争夺控制权引起的武力争斗。武力争斗的范围在三个方面:娱乐场所的控制问题、控制区域的范围问题、控制种类的划分问题。
娱乐场所的控制问题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只允许多少家设施,如甲区是以高档娱乐为主,那么周边区域的控制范围内就只允许1到2家高级夜总会,2家桑拿按摸中心,3个洗脚屋等。超过的部分,如果有人在该区域再增加娱乐场所就会发生武力问题,除非提前解决,否则即使开业也会导致娱乐场所之间的打斗,直接导致有一方退出,也有实力雄厚的大佬进入该地区,几乎就是对该区域的全部娱乐场所疯狂修理,通吃,最后是完全控制该地区。不服从的不是被杀就是受伤,实力是维持平衡的关键,没有实力很快就会被吃掉。
控制区域的范围问题指的是通过武力争斗或协商达成的对各自区域的控制权,直接一点就是地下政府。
控制种类的划分问题,指的是在指定的区域内从事的规定的交易活动,如王某在A区的X夜总会是专门供应摇头丸,K粉生意的,他供应摇头丸,K粉没有人会与其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他供应海洛因就会与别人发生武力纠纷,官方语言叫超范围经营。而且如果他到别的夜总会或别的区经营也会引起武力纠纷,官方语言叫跨地区经营,任何的矛盾引起的都是致命的纠纷,因为黑社会势力都会以小的借口来打击对方进而吃掉对方,因此,一旦发生小的纠纷会迅速演变成黑帮火并,导致势力再划分,如果对立两方力量对比悬殊,基本很快就是金钱解决。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发现了自身的特殊作用,于是以为背景的各种娱乐场所遍地开花,而且几乎每一个官员的背后就是一个黑社会的打手圈,这也是政府官员黑社会化的基本原因。
3,政治变动引起的血腥争夺
这一方面的变动是最致命的,可以说是地区全面洗牌的重要标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每个地区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力丧失往往是当地黑社会势力被消灭的开始。基本会发生两种情况,一个是黑社会势力会迅速与新的领导人接近,直接听命于新的领导,避免被清洗缴灭的结局。但是如果前任领导人被严肃查处,那么即使投靠新领导人也无法避免被处理的命运,放弃对当地黑社会的控制权成为唯一的选择。另一种的结局非常的悲惨,失去了官员,也就失去了保护伞,黑社会就成为没娘的孩子,新的领导就会疯狂逮捕清除前任的势力集团,许多的黑社会人员就会被大量的逮捕、审判、入狱、被杀。
一代君主一朝臣,对于黑社会而言,实权官员的变动几乎与改朝换代没有太大区别,我们经常在新闻中见都某黑社会势力团伙被打掉,集团成员几十人被逮捕,什么首犯、主犯、从犯一大堆,许多都是有几年,十几年的所谓的黑?/span>
 
社会经历。那为什么早不打击,一定要过几年,十几年后消灭呢,原因就是其幕后的真正的老板,政府的实权官员在位而已。如果不在位,即使是简单的武力行为也会被捏造成某某黑社会团伙,对于这类人的处理基本上将原来的黑社会体系的主要人员处决或关入监狱,但是其他的从犯是不会重判的,基本是几年,而且许多是一两年就施放,因为新的领导需要重新建立新的黑社会体系,原来的黑社会的财产会被没收并被新领导瓜分。打击旧的黑社会势力及没收其财产是新的领导快速致富的一种手段,手中有钱才能进一步指挥并建立新的黑社会体系,因此,在新领导将旧的体系消灭干净后,新的秩序被重新分配,不用一两年,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又建立起来了。现实的中国的政治秩序已经无法脱离黑社会因素了,因为,许多的政府的最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就是黑社会部分的收入,在中国有许多数不清的村,镇,乡,县,市,区的政府机关完全是依靠黑社会的存在而存在,因此,黑社会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了。
4,色情,毒品势力范围的武力行为
我们看过底层的黑社会集团大规模武力争斗的情况,那么势力范围级别的争斗是怎样的呢,关于势力范围的争斗可以说呈现反向问题,争夺的区域越大,投入争斗的人反而越少,但是死亡的人数却越多。如果有两个集团争夺湖南,广东的妓女转运,毒品运输部分的业务,甲帮派就会与乙帮派发生争斗,由于涉及范围大到省级,即使两个帮派各有几百个手下,但是实际参与争斗的可能只有十几人,但是都是骨干分子,这种争斗结果一定是一方被杀,而且是全部被杀,然后是跨省联合被杀一方的对立帮派将该帮中的残余人员消灭打散,然后接管其业务与势力范围。
中国每天的打打杀杀经常发生,许多人死后直接被运到火葬场,如果有人要其器官也会将死者卖到地下器官市场,许多的人几乎没有调查直接由警方出面,火葬场收取一定的费用后直接火化,这样人就消失了。
目前在中国,许多的医院都存在地下器官交易黑市,一个人被强制火化,如果是警方出面,火葬场的收费是8000至10000元,非警方出面收取的是18000到30000元,医院证明是15000到20000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说李某团伙杀了张团伙的16个人,李某团伙会请警察出面,警察会通过火葬场支付约12万的费用,张团伙的16个人就直接被火化人间消失了,警察会以每人10000元收取16万左右的费用。如果没有警察出面,程序就非常的复杂,首先需要一个医院出具所谓的合法死亡证明,先向医院支付约三十万左右的费用获取证明后在付一些辅助的官方开的假身份证明费用后,向火葬场支付约五十万的费用后,16个人就被安全火化,正式在人间消失。当然这类的屠杀是需要完全对外封闭消息的,即使有被发现,及时转移也就没有问题了,在中国消灭人命并肉体消失几乎只需要不到12万就可以解决,有的地区会达到15到30万不等。这一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家属想了解实情,自然有警察阻止或黑社会威胁,只要火化,一切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证据被毁灭了。
由于黑社会的发达,对应的辅助产业也空前发达起来,许多的老百姓不幸卷入这些争执,有些就会进入这些程序,有的就变成了失踪,有的即使了解到被警方强制火化也没有用,没有人会受理。地下火葬生意是中国非常大的市场保守估计一年最少在220亿以上,医院死亡证明也是一个大的市场,大约在170亿左右,黑社会成员被焚毁的数量总体而言没有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消灭焚毁的数量多,这类的价格更低,因为完全是警方在控制,医院、警方、监狱、看守所、火葬场、户籍注销,每一个环节都是紧密联系,只要付钱,一个活人很快就可以人间消失,连户籍都可以注销。当然失踪的比例相对多一些,任何人都知道如果被害人消失了,一切证据就都消失了,说是病死就是病死,说是被猫咬死就是被猫咬死,怎么讲都可以,而且有医院的证明,当然使用的是假名字,查也是查无此人,即使被追查医院,火葬场也没责任,没证据,所以也就结束了。
5,争夺渠道与毒品供应的武力争夺
这一级的事情基本都发生在官方内部,主要是人员的清洗,武力争斗相对的比较少基本使用的都是官方的规则,钱的多少,权力背景的大小决定结果,基本地方争夺的都是二三级的市场。
6,政府辅助资源的地位争夺战
新的领导人上台难免会有为争夺新秩序的分配权而争夺资源的事情,基本上包括地区的卖淫市场分配,毒品市场,保护费市场,辅助执法市场,赌博市场,地下执法,走私市场,乞讨市场,妓女买卖市场,尸体处理市场等等。基本上卖淫市场分为高中低等区分,在某个区域可以有几家,需要付多少比例的保护金,毒品市场在什么区域可以交易什么种类的毒品,需要付出多少,等等,基本上都有严格分工。而且在任何一个地区基本上都是二大多小的局面,即至少有两个大的黑社会帮派为主几个小帮派为辅助,如果是一头独大基本上都是背景非常大几乎就是超越当地政府的较高权力体系的背景。如果是当地的背景,基本上官员会使用制衡的手法避免一头独大引起垄断,不利于管理,因为单一的帮派会导致行为过于嚣张引起局面难以收拾,最终导致结束控制,如果局面多头相对会比较稳定,维持的时间会较长。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罪恶,没有共匪作不出的罪恶。北海青年揭露的事实虽然骇人听闻,但相信只是共匪无极罪恶中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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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30, 2009

Re: 【权利:2975】 李庄案庭审日,四律师表演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四律师在李庄案庭审日表演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http://www.yuluncn.org/ 转载了,其中图片为4律师,而文中称5律师,现修改为4律师,不知对否。文章地址:http://www.yuluncn.org/weiquan/article/show.asp?id=5168
 
 
李新德
 
 
2009-12-31

中国舆论监督网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反腐网站,因发表"下跪的副市长丑行录"而闻名,先后对多名厅部级高官的案件进行舆论监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原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为李新德题字:"为民立言,唯真为美。" 中国舆论监督网:http://www.yuluncn.org http://www.cnyulun.com

发件人: Fangqiang Yu
发送时间: 2009-12-31  10:32:44
收件人: ChinaRights
抄送:
主题: 【权利:2974】 李庄案庭审日,四律师表演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李庄案庭审日,四律师表演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1230上午,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同日下午,5位律师身着黑色律师袍,用黑胶布粘住眼皮睁大眼睛,表演了一出"眨眼无罪"的行为艺术,讽刺将李庄"眨眼睛"定为教唆被告龚刚模作伪证的依据。

1214,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龚刚模称"他说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且有那种眨眼睛的过程,暗示我,我就说被打了,被吊了,他说好,那就行了。"四位律师将龚刚模的这句话放大,提示我们:眨眼无罪。

参与此次活动的梁小军律师表示,以"眨眼睛"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作伪证是可笑的。"眼睛干了、累了,当然要眨眼睛。我们每个人一天要眨一万次眼睛,你怎么就知道他的这次眨眼睛是在暗示你呢?龚刚模会错意是极有可能的。"

参与表演的还有一位年近7旬的老律师牟继源,他表示参加该活动是为了"发出律师的声音,维护司法公正"。牟律师说,社会对李庄案的讨论折射出社会法制的进步,同时也显示法律普及还不够。"刑事辩护制度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保障,而刑辩律师恰恰是这个制度的守护者。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等重大冤假错案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忽视了刑事辩护的作用。"

参与表演的王雅军律师表示,龚刚模举报自己的律师作伪证是"很可怕的",将导致刑辩律师锐减,最终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刑法306条伪证罪最好废除,或至少应细化其司法程序,遵从异地管辖、异地侦查、异地起诉。"王雅军说。

作为这次行为艺术的策划人之一,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的李方平律师一直在关注李庄案的进展。1216,他和其他19名律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提出建议,指出重庆警方与李庄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异地管辖。李方平律师表示,李庄涉案后被迅速"污名化",严重影响了律师的社会形象。"我们从法律专业角度出发,通过建议信及社会行动的方式关注李庄案,希望使事件回归法律、回归程序正义,让社会认识到律师的价值,这本身也是一个法律普及的过程。"李方平律师说。
 

参与律师:

 

牟继源律师:北京兆君律师事务所13701375623

李方平律师: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13901360413

王雅军律师:北京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15811028798

梁小军律师: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1350109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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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2974】 李庄案庭审日,四律师表演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李庄案庭审日,四律师表演行为艺术:“眨眼无罪”

 

1230上午,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同日下午,5位律师身着黑色律师袍,用黑胶布粘住眼皮睁大眼睛,表演了一出“眨眼无罪”的行为艺术,讽刺将李庄“眨眼睛”定为教唆被告龚刚模作伪证的依据。

1214,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龚刚模称“他说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一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且有那种眨眼睛的过程,暗示我,我就说被打了,被吊了,他说好,那就行了。”四位律师将龚刚模的这句话放大,提示我们:眨眼无罪。

参与此次活动的梁小军律师表示,以“眨眼睛”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作伪证是可笑的。“眼睛干了、累了,当然要眨眼睛。我们每个人一天要眨一万次眼睛,你怎么就知道他的这次眨眼睛是在暗示你呢?龚刚模会错意是极有可能的。”

参与表演的还有一位年近7旬的老律师牟继源,他表示参加该活动是为了“发出律师的声音,维护司法公正”。牟律师说,社会对李庄案的讨论折射出社会法制的进步,同时也显示法律普及还不够。“刑事辩护制度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保障,而刑辩律师恰恰是这个制度的守护者。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等重大冤假错案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忽视了刑事辩护的作用。

参与表演的王雅军律师表示,龚刚模举报自己的律师作伪证是“很可怕的”,将导致刑辩律师锐减,最终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刑法306条伪证罪最好废除,或至少应细化其司法程序,遵从异地管辖、异地侦查、异地起诉。”王雅军说。

作为这次行为艺术的策划人之一,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的李方平律师一直在关注李庄案的进展。1216,他和其他19名律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提出建议,指出重庆警方与李庄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异地管辖。李方平律师表示,李庄涉案后被迅速“污名化”,严重影响了律师的社会形象。“我们从法律专业角度出发,通过建议信及社会行动的方式关注李庄案,希望使事件回归法律、回归程序正义,让社会认识到律师的价值,这本身也是一个法律普及的过程。”李方平律师说。
 

参与律师:

 

牟继源律师:北京兆君律师事务所13701375623

李方平律师: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139013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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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2980】 Fw: RCSD Small Research Grants

 

Sent: 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12:59 PM
Subject: RCSD Small Research Grants

RCSD Small Research Grants
 
The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CSD),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about the announcement for RCSD Small Research Grants Programme. 
This programme aims to heighten capacity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Mekong Region by using social science tools in exploring and understanding changes, relationships and complexity of issues, such as transborder, resource management, ethnicity, cultural diversity etc.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ized development. It also aim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mutual learning regarding emerging issues of the Mekong Region, linked to a deeper and boarder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Rea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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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 and Job are posted at
http://Cambodiajobs.blogspot.com

【权利:2973】 2009岁末,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

2009岁末,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

作者: feng.wang
标签: 综合, 克立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克立/文

2009年于中国是一个分水岭和十字路口:中国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抑或进入後改革开放?2009年还有寥寥数天就将结束,就目前看来,形势已经很明
朗:中国已进入後改革开放时期。

後改革开放时期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停滞和僵化。停滞并非指经济增长,而是指社会政治文化,同时也包括诸如就业和收入等经济指标。僵化是停滞的延伸,是长
期的停滞,是基於体制完全停滞後形成的僵化。停滞与僵化,互相蔓延互相促进。

後改革开放时期,一切都按照已经的轨道,毫无改变就这样一直运转下去。虽然间或有政策调整,但不触及根本;主要体制框架,没有悬念毫无改变。中国社会,
变革的引擎已经熄火。在没有巨大灾难冲击之前,不要再指望任何变革。不仅是体制方面的变革,即使是政策方面的变革,也已经不再可能。

国内方面,暂住证户籍制度,社会保险转移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问题,高考制度取消问题,大学教育自主化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都看
不到任何变革的希望。这还仅仅是一时能想到的热点话题。

如果没有出台调整,人们还会怀有些许希望。而对应房产泡沫政策虽然出台,却打消了任何可能和希望。今日广州和上海两处双双创地王新纪录,尽管中央政府在
房市态度上的斟字酌句,市场一眼就看穿便看透。社保今日公布可以转移,但只是养老保险,打工者最为关心的医疗保险不在其列,确保自由迁徙的社保可以随身
带走的希望,今天也破灭了。

国际方面,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从根本上让世界清醒认识了中国:中国仍然是那个封闭的中国。国际欲对中国实质监督检查?断然拒之门外。管你什麽地球问题,
任何问题都不可以改变中国。中国欲在极为广泛的范围融入世界,但完全基於自己的利益。西方不再能够影响中国,中国随自己意愿挑拣。

这样一个停滞和僵化,并不完全意味着失却了进步和有序。在既有的政治框架体制内,肃贪行动如火如荼。在既有的公务员技术官僚体制下,经济增长和社会稳
定,依然无忧无虑。在既有的法律范围以内,劳工的权利依然有基本保障。在既有的市场经济环境,技术和劳动依然具有工作和收入的竞争优势。在成熟的竞争条
件下面,企业仍然具有发展前进的动力和步伐以及速度。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停滞和僵化,仍然带有成熟的性质和成分。

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待,2009年既是新中国的顶峰,也是其走向下坡的转折开始。正是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进入了後改革开放时期。这不应归结为体制的原因,
因为体制之所以存在,有着更深刻更长远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历史和文化。革命可以改变体制,但最终新瓶装旧酒;民国和三民主义体制内,装着的
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元首;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体制内,装着的是四个坚持一元化宪法。这既是官僚体制的自觉维护,同样是民众的无意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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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29, 2009

【权利:2971】 任星辉:就财政部拒绝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相关政府信息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就财政部拒绝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相关政府信息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20091012日我向财政部提交了关于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相关政府信息的申请书。20091029日财政部向我传真送达《延期答复告知书》[2009(年)第5-延答告],决定对我的申请延期至20091120前作出答复。20091116日,我收到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该告知书除告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2008年的收入和支出数据已经公开及具体查询方法外,对我申请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做出了如下答复:“根据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所需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您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本机关不予提供。”

对于财政部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决定,我20091228日向财政部快递了《行政复议申请书》,今天北京邮政短信提示我发送的快件“已于1229日妥投。签收人:财政部”。

关于我此次申请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详细情况,已在《我申请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说明》(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3523)中说明。以下是我向财政部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下面做了处理)。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

姓名:任星辉;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23号楼401室(北京市83-034信箱);

邮编:100083;电话\传真:010-62618102;手机:1381098****

 

被申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行政复议请求:

 

一、撤销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对本人申请的相关政府信息不予提供的决定;

二、请财政部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公开本人于20091012日申请公开的以下政府信息:

1、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每年的收入、支出和结余分别是多少(2009年的计算到10月为止)?截止200910月,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汇总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数额分别是多少?该基金各年份的支出的具体用途分别是什么?

2、 征收电力附加的各省份每年度缴纳的电力附加分别是多少(2009年的计算到10月为止)?

3、 198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厅发(1984)43号文件决定将葛洲坝电厂上交利润转作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开始,葛洲坝电厂每年上缴的利润分别是多少(2009年的计算到10月为止)?

4、 200910月为止,除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外,财政部为三峡工程建设拨付的其它各笔资金的数额、用途及总额。

5、到200910月为止,财政部拨付用于三峡工程建设的资金总额是多少?

 

事实和理由:

 

20091012日,本人向财政部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20091029日财政部向本人送达《延期答复告知书》[2009(年)第5-延答告],决定对本人的申请延期至20091120前作出答复。20091116日,本人收到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该告知书除告知本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2008年的收入和支出数据已经公开及具体查询方法外,对本人申请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做出了如下答复:“根据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所需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您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本机关不予提供。”

财政部上述拒绝向本人提供相关政府信息的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侵犯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财政部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构成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详述如下:

 

一、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提交的申请材料要件完备,内容明确,符合法定条件。

关于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时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材料,《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财政部政务公开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申请公开时申请应当包括的内容有:“(一)自然人的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联系方式、住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二)所需政务信息的内容描述,描述应简明准确。(三)获得政务信息的优先形式。”除前述规定外,并无相关规定要求申请人提交其他信息。据此,对于本人提出的申请,财政部审查后若认为申请要件不完备,则应依《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的规定,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申请告知书》,告知本人进行修改、补充;若财政部认为本人的申请内容不明确,则应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告知本人作出更改、补充。

在本人向财政部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后,财政部于20091020日下午通过电话了解本人所申请信息的用途,我即告知财政部工作人员申请系研究公共财政和行政公开问题之需。20091029日财政部再次打电话给本人,要求提交关于科研的更多材料,诸如开题报告之类,我当时告知财政部工作人员,财政部要求的这些信息于法无依。在财政部工作人员承认这些信息不是按规定应该提交而是财政部希望提交的情况下,本人于20091030日和财政部联系,请财政部书面通知本人需要进一步提交的材料,然后我配合完成,但财政部以从来没有这样的程序为由拒绝。如前所述,财政部两次向本人了解情况,都不涉及我所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件不完备或内容不明确的问题;后一次索要额外信息,更是相关规定未予授权,且无适当程序。

 

二、本人申请获取的信息不存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中“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的问题,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引用该条,显系适用依据错误,且对该条的理解明显不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即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制定本条例。”《财政部政务公开规定》第一条也规定:“为了进一步推进财政政务公开,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财政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科学、民主决策和依法履行职责,促进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机关建设,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财政部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财政部政务公开的内容,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除本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不予公开的政务信息外,其他政务信息都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制度,采用方便、快捷的方式及时、如实公开。”由此可见,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所在。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固然为保障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途径,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时,行政机关依然负有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义务,且该项义务不因申请人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而消除或削弱。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乃概括性规定,指行政机关除有义务主动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外,还负有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义务,并未因此授权行政机关在申请所应当提交的材料之外,向申请人索取更多信息。

本人研究公共财政问题和行政公开,和三峡相关,申请财政部公开相关信息,特殊需要之外,更涉及作为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峡工程又系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由国家财政支持兴建,而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组成部分之一的电力附加,是从全国电力消费中每度电征收3厘钱而来(部分地区、部分电网除外,3厘是1992年最初的额度,后来又有增加)。据此,财政部认定我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与本人的特殊需要无关,并无事实依据,不存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中“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的情况,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引用该条,属于适用依据错误。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中仅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而财政部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中却把该条中的“无关”限制为“无直接关联”,对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进行额外限缩,加重申请人负担,明显不当,是违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基本原则的限制解释。

 

三、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拒绝向本人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行为严重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财政部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

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财政部相关规定,若本人提出的申请不存在要件不完备、内容不明确等从而需要通知补充、修改的问题,申请公开的信息又不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八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免予公开的情况,财政部则应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依法向本人提供相关政府信息。财政部在未告知本人的申请存在前述诸项问题的情形下,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不提供本人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综上所述,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根据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所需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的认定错误,无事实依据;该“告知书”引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不但系适用依据错误,且对该条的规定做了明显不当的限制性理解;最后拒绝向本人提供相关政府信息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明显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构成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特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提出此行政复议申请,请复议机关全面审查并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申请人:任星辉

20091228

 

附件:

1、  原申请材料(含身份证复印件)及财政部《收件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2、  财政部《延期答复告知书》[2009(年)第5-延答告]复印件一份;

3、  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09(年)第39]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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