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pril 21, 2013

【权利:4538】 【批毛�集】(十二)王庆元:一句精彩话!毛泽东就是文革的元凶浩劫的首恶必须清算-答毛派狂热份子的反扑与暴力威胁几位历史老人;毛时代中国真的没人敢惹吗?吴逸夫:关于讨论毛泽东私生活;梁应权:毛败在不能战胜自己;�流:李敖之死与李敖之幸;亚衣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潘国平;崔晟:警惕隐秘五毛

 

【批毛�集】(十)

王庆元:一句精彩话!

毛泽东就是"文革"的元凶,"浩劫"的首恶,必须清算--答毛派狂热份子的反扑与暴力威胁几位历史老人:谁是"文革"元凶?毛泽东!谁是"浩劫"首恶?毛泽东!

远方的孤云:毛泽东时代,中国真的没人敢惹吗?

吴逸夫:关于讨论毛泽东私生活:一、毛热的又一面;、低级无聊吗?、没有严肃的学术价值吗?、对毛生活丑闻的态度和中国文化-毛之为千古罪人,恐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

梁应权:毛泽东败在不能战胜自己

�流:李敖之死与李敖之幸

亚衣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毛泽东知道"潘司令";北上告状和安亭事件;张春桥的政治赌博;王洪文的整人与发迹;毛泽东掌控上海文革大局;工人造反与人权侵犯;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加强中国工人的人权意识

崔晟:警惕"隐秘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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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tw/b5/13/03/12/543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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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精彩话!

王庆元 �源:�子�件 2013/4/14

有这么一句话:

70年前能看清的人是先知

60年前能看清的人是思想家

50年前能看清的人是智者

40年前能看清的人是清醒的人

30年前能看清的人算明白人

20年前能看清的人算正常人

10年前能看清的人算分清是非的人

今天能看清的人算是要脸面的人

到今天还看不清的人是脑残之人

中国是一个大规模批量盛产脑残白痴的伟大国度,无疑,数量庞大的崇毛者就是中国浩浩荡荡脑残大军中的一员。

并不见得是脑残,而是一批极端个人主义者,两面派,看风转舵者,保护自己利益第一的人。

:向王先生建议再来一个以年龄区分:看清的人。这样所有人对这个大是大非都不能�善其身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了。就从30�开始,因为三十而立嘛!在网络化时代,对发生在过去的事,也应当知道,更何况这个魔头对每个中国人有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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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是"文革"的元凶,"浩劫"的首恶,必须清算

--答毛派狂热份子的反扑与暴力威胁几位历史老人

最近我们成都22位老知识份子和历史老人,通过国内外网站向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发出一封公开信:"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此信如石破天惊影起很大的反响与震动。不少有良知与正义感的人,纷纷来信来电表示支持,认为此公开信合乎历史事实,说出了他们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称赞这批历史老人敢说敢言敢讲真话,是国家民族的希望,表示深深的敬意。想不到极左的毛派势力和其拥毛的狂热份子,如丧考纰,对我们进行无理的谩骂,甚而使用"文革"似的血腥暴力语言进行威胁,诸如"老东西""老狗""老不死""砸烂你的狗头",不讲理不讲法,想要怎么骂就怎么骂,没有丁点法治观念,使人感到我们"以人为本"的和谐国家,仍深陷"十年动乱"的灾难之中,真使人不寒而栗痛心疾首。我们认为有必要给于公开回击与揭露。现把他们来信、来电以及电话号码予以公布。

目的有二:是便于大家谴责这些丧尽天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毛左分子;是利于公安机关掌控这些作乱暴徒的行踪。

他们集中力量攻击的是公开信起草人廖赤明铁流两位老人。除恶毒漫骂外,还通过手机发来如下短信

13826977021:毛泽东死了,死得伟大,你们还要清算他,小日本上了我们的钓鱼岛,你怎么不开腔呢?廖先生你是个王大黑,他妈的。

13990527342:发给铁流的短信是:做人要有良心,看问题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否则要遭报应哦!出门遇车祸,雨天遭雷击!

1825233082:你这个反毛分子不会有好结果的,人民不会放过你这乐西!

13808808612:你这个不死的老东西,

你既然敢反毛,就正大光明站出妈来,别你妈的装逼!操你的!

13242270238:你这个老贼还不死啊!

18737833271: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人民,你个狗日的。

15068272816:死汉奸,毛泽东与你有深仇大恨?死汉奸你有什么资格污蔑毛泽东!

以下这些电话是在昨晚(9月1日)九至下夜一点,有组织、有计划,轮翻多次恶骂老人,并进行生命威胁:"你们这些老狗,敢反伟大领袖毛泽东,杀你全家,杀你子子孙。"

计有13455983765、13990527342、13214018109、15882006972、13826972915、15086272816、13986094297、15566306896、13808806812。15309591232、15698334062、13316668128、13986094297、13808808612、15639083912、13808806612、15639033919。看,多么恐怖!多么血腥!他们脑海里哪有法治?就是"打砸抢抄"杀人、杀人!全是希特勒分子,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纠出幕后黑手。

我们正告一切血腥暴力的毛派恐怖份子,你们所作所为早己触犯了共和国法律,如果真的敢于对历史老人动武开刀必将受到人民的严惩。如果我们公开信有违背事实的地方,你们可以写文章反驳,甚至向公安机关举报,怎么能如此呢?我们不会退缩,更不会改变观点 ,毛泽东就是"文革"的元凶,"浩劫"的首恶,必须清算其反人类的罪行。

为了让你们明白历史事实,让你们迷途知返,公布以下材料:毛泽东,这个极其残暴阴损的暴君,还嫌整人不够,杀人太少,再次精心策划和炮制了摧毁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与洗劫人类历史文明的"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要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有二:是走出个人的政治困境,夺回因三年人祸而失去领导权威 ,企图把活活饿死3750多万人的滔天罪恶推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因此他要杀人灭口,借用群众力量,搞臭搞死刘少奇与党内一大批对他有议论和不满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他觉得自已杀人还不够,整人还太少,还未达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个人极权,必须要把"党天下"变为父传子、子传孙的毛氏"家天下",需要再搞一次"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群众运动"

毛泽东一生精于权术,习于调动人类一切恶习的"阶级斗争",从1965年开始,他就通过江青唆使姚文元起草、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拉开"文革"序幕。1966年4月,毛泽东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发动了万炮齐轰"三家村"的战役。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的帽子,罢官撤职,关押,隔离审查。邓拓于1966年5月16日"文革"中第一个自杀而死。(这天《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檄文《5・16通知》)不久之后是吴�和他夫人袁震及他们小女儿的全家自尽。 再后是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继之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杀(?)而死。他的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部分。他们都是因写文章批判姚文元为吴晗辩护,得罪了毛泽东而获罪的,人们称他们为"丙辰五君子"

接着,他出面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造反大字报",但仍觉火力不够,于是亲自操刀抛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继而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封资修"的反人性和反人道口号,鼓励年轻娃娃起来"造反""夺权"和杀人越货,打、砸、抢、抄,点燃了"打倒党内走资走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熊熊烽火,一时和平宁静的社会秩序大乱特乱。毛泽东仍嫌乱得不够,再次提出"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混帐主张,再以"三支两军"挑起全国大规模的"武斗"

在此期间毛泽东所倡导的"红卫兵"抄家成风,毁坏文物古迹成性,仍意打人杀人何处不是?神州大地一遍血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人家被抄家。仅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就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上海十万户被抄,它所辖的郊区川沙,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北师大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给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东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土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仅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衙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更为可怕的是全国各地"造反派"除大杀特杀与自已观点不同的人民外,还集体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连三岁的幼儿也不放过,北兴的大兴与湖南的道县,尽全家全家的灭杀。真叫惨绝人寰,亘古未有,请问是谁之罪?

有资料表明,从1966年6月至1974年11月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被毛泽东直接和间接逼害至死、自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120人之多,各界知识文化科技精英高达一万二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血雨腥风的十年,全国有1亿人挨整,有2000万人死于非命。这是何等的罪蘖啊! 

谁是"文革"元凶?毛泽东!

谁是"浩劫"首恶?毛泽东!

你们能否认吗?又否认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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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中国真的没人敢惹吗?

作者:远方的孤云

  保钓游行队伍中,举着毛画像的示威群众认为,如果毛泽东还在,没人敢惹中国?果真如此吗?

  毛泽东年代,中国人有个很普遍的毛病――自大狂。大部分中国人被多年如一日的强制性政治灌输,刺激的就像《史记》中的夜郎王:"汉孰与我大?"

  那个年代,中国人疯狂的陷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的迷癫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好像只要毛泽东一挥手,千百万红卫兵们就会立即出发去解放全人类,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其实,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才是纸老虎,不过大喇叭里吵吵嚷嚷而已。你真东西南北的出去,不过又一次希特勒而已,不过第四帝国的兴亡而已,也许还赶不上希特勒。

  但至今有人说,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毛泽东活着没人敢惹中国吗?你不知道而已。

  1958年4月,日本长崎有人冲进中国展览会,撕毁中国国旗,日本政府道歉过吗?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59年,大批印尼人冲击中国使馆,侮辱中国国旗,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3年5月,新疆伊宁地区六万多人跑进苏联境内,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4年,巴西将你的准外交人员9名,连同家属一起被逮捕,受尽折磨,关押审判达一年多。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5年1月布隆迪驱逐中国外交官中止外交;科特迪瓦、尼日尔指责中国搞颠覆;中非、贝宁中止外交关系;3月,肯尼亚掀起反华浪潮,宣布中国外交官是不受欢迎的人;10月加纳中止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7年8月,突尼斯拘留援助他们建设的专家并包围中国使馆,限制外交人员出入;同年,利比里亚、尼加拉瓜、达荷美、古巴、几内亚比绍等小国也对中国使馆进行挑衅,并中止外交关系;甚至毛泽东给钱修建坦赞铁路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和中国闹起外交纠纷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年轻人变成疯子,并欲驱逐中国使馆;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天天喊毛泽东的国际威望如何。但这么有国际威望,"与中国建交的40多个国家,有30个发生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14个关掉9个,外国驻华领事馆从30多个关得只剩六个。"这就是你的国际威望吗?

  唉!这人要是到了这个份上,该说什么好呢?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1969年,和人家前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占了一点便宜,哎呀呀!可了不得了,全国这个疯呀!"九大"上,孙玉国在主席台上出尽风头。后来让人家在新疆好顿收拾怎么不吱声了?真相一直遮掩了几十年。你到是和人家打呀?你不是有原子弹了吗?打呀,怎么不吱声了?

  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说这话的人撞猪身上了吧?

  毛泽东活着时,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数以千计,你除了抗议怎么人家了?不仅美国,苏联飞机,甚至印度飞机也不时侵犯中国领空。你怎么人家了?

  "1964年6月,中国在老挝康开的外交机构被美国飞机一顿炸,死一人重伤5人。"赔你什么了?道过歉吗?

  毛泽东活着时,是打了几场仗。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军打,其实后面站着前苏联,美国人考虑的不只是你中国;中印之战表面是打胜了,但你胜了吗?九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留给人家了,你胜了吗?至今印度一直将你视为头号敌人,你胜了吗?抗美援越你胜了吗?你花那么多钱援越,却又和侵略人家的人又搂又抱,结果,人家一统一就和你翻脸了,你胜了吗?

  所以说,别说什么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别大言不惭了!毛泽东活着敢惹中国的多了,弄得毛泽东不管百姓死活,大把大把的往外掏钱。还什么台湾花钱买外交,你这不是花钱买外交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活着,敢惹他的大陆中国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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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逸夫:关于讨论毛泽东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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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的又一面

英国广播公司在毛的冥寿百年之际,推出电影《毛泽东――最后的皇帝》披露了毛泽东的一些私生活丑闻。这类有关私生活的新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热的一个组成部份,不妨称之为"感性批判的毛泽东热"。对於这种感性的批判,许多即使主张批判毛泽东的人,也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出发,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应该"淡化"

如全球性电脑中文杂志《华夏文摘》,不久前就有读者在第一三五期上载文指出,"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尼迪等在这方面似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毛泽东,各种传闻也很多。但这毕竟都是他们的私事,只有三流小报上的花边新闻才会热衷于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需要后人永远分析、研究的巨大课题。如果只是写一些死无对证、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黄色秘闻'硬充'党和国家的机密',显然既有悖研究历史人物的严肃态度,又有失为历史高度负责的慎重精神"

、低级无聊吗?

对此,首先可以指出,毛泽东和罗斯福、肯尼迪等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首先,诚如新闻界的一句名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而,那些公认的道德家,例如西方社会电视里的布道家,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模样,开口闭口道德、贞洁,一旦被揭发出有生活丑闻,就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显然,毛泽东思想本身极富道德说教色彩,毛泽东生前也一再号召八亿人民 "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斗私批修""狠批''字一闪念",号召乃至强令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因此毛泽东本人的低级趣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就因凸显了他言行间的巨大反差而具有特别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人们对此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知道罗斯福、肯尼迪都没有对老百姓作如此道德的苛求。

其次,罗斯福、肯尼迪固然有生活问题,但那一般属於个人隐私问题,还没有到触犯法律的程度。而毛泽东的生活问题则牵涉到滥用权力和触犯法律的程度。毛泽东的性趣怪僻,已远远超出了"浪漫故事""个人隐私"的范围,以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法律来衡量,已属"事实重婚"乃至"淫乱"流氓活动的范围。老百姓中如果有人这样,那就要受到"批判、斗争"乃至判以重刑。某些人对此义愤填膺,那也十分正常,恐怕也是"淡化"不了的。

西方国家元首往往在执政时,在活着时,就被民众议论纷纷,他们死后老百姓也就没有对发掘那些轶闻有特别的兴趣。而毛泽东生前,议论他的私生活属於最严重的"恶毒攻击"反革命罪,要处以极刑的。在他死后,老百姓终于渐渐解脱了这种恐惧,特别是来到言论自由世界的大陆人士,终于能够自由地接触到那些在大陆至今还属于"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毛的私生活资料,对此会因新鲜而感到较高的兴趣。这也是很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要说低级趣味,那毛泽东的性趣怪僻才是最大的低级趣味呢。至少干低级趣味的人,比起议论低级趣味的,是否更低级一些呢?

另一方面,对於那些同"供小市民在饭后茶余,消愁解闷用的""花边新闻""野史"相对而言的"严肃的"正史,也要加以具体分析。中共毛泽东时代的党史,够严肃的吧!多么道貌岸然、言正辞严的说教,可是有多少可信度呢?完全是公然强奸历史的作法,比起小道消息、花边新闻和"野史"来,不知""多少了!

事实上,"野史"往往是对"官方正史"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尤其如此。即使在言论相当自由的美国,野史的大量存在也没有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仍然对於正史有一定的补充作用。至少"野史"具有"录以备考"的功能。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国内成立了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消息,感触良多。不知何时才能成立"文化革命"研究会、"大跃进"学会、和毛泽东时代学会?在这些严肃的学会成立之前,关于"文化革命""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时代的"野史"恐怕是少不了的。巴金等知识分子关於建立一个"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建议,至今不能落实。若干年后和再一代人以后研究"文化革命",当然比现在研究要困难得多,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似乎太多地用在考据历史方面了,实在可惜!在严肃、真实的史实还被封杀的中国大陆,如果再封杀小道消息和野史,那今后历史研究的难度就会极大地增大。

无疑的,现在深刻研究、分析毛泽东错误、罪行的主要障碍来自中共的材料封锁和"研究禁区"的设置,而不是来自民间的"热衷花边新闻"。民间的"热衷花边新闻",也恰恰是对禁区设置的逆反心理,所以,要消除"黄色秘闻"的最好方法,就是公布那些有关毛泽东私生活的"党和国家的机密"。当然,个人隐私还是要保护的,但一般来说,死者的许多私事就不必再当做隐私。其次,历史人物的私事也往往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控制程度自然应该进一步放松。这正象西方国家老百姓的隐私是隐私,公众人物的隐私就往往牵涉到公众事务而往往不再成为隐私。

当然,我们不主张完全依据道德标准去衡量、苛求历史人物。许多历史伟人按照常人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很有缺陷的,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但是,巨大的虚伪终究是为人处世的大忌。某些历史伟人私生活"不检",但可能他们原本就对这方面持有开放、宽容的态度。如布哈林等苏俄早期的一些领导人,性生活也相当浪漫,因为他们推崇绝对的自由感情,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道德观,因此他们还是言行一致的。在历史人物中,就言行不一致,对人民动则上纲上线的无限道德苛求和对自己低级欲望的无限放怂之间的反差而言,就"对人是马列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而言,古今中外著名领袖人物中,恐怕毛泽东实在算得上"据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第一人了。不要不承认嘛,这也是世界第一 ,反映了中国的大国气派嘛!

 

、没有严肃的学术价值吗?

把毛泽东的私生活丑闻仅仅看作没有历史价值的逸事、野史,这种对待毛私生活的观点,虽然比之看作低级趣味要缓和一些,仍然十分片面。即使西方有关领袖人物花边新闻真是全无价值的野史,中国的国情也是不同的,因此这类比附往往也就不成立。无疑地,西方国家元首的特权比毛少得多,其私生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扰也就比毛小得多,因而也就不象毛的私生活那样具有如此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私生活,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苦难有相当大的联系,因此就不能视为个人生活问题。我们不能就事论事的局限于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失误等等。要想想在这些表面的政策制定和变动之下,是否还有什么深层的个人心理在起作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人物的心理,显然对于我们深刻了解那个时代是会有启发的。有人曾分析指出,毛泽东早年在北大时的落魄是他后来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可尝试地提出几种关于毛私德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如此耽於享乐,这样上行下效,显然对于中共上层普遍的追求享乐、意志衰退有相当程度之影响。今天我们或许会感到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样明显荒谬的政策为什么(除彭德怀外)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反对,看来,党内普遍的耽於享乐、意志衰退是原因之一。

由于毛泽东自知在私生活上有欠缺,他对于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生活上比较清廉的同志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忌恨的心理。一方面,毛需要这样生活清廉、有威信的同志去执行他的决策和维护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惧怕这些同志的威望超过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恐怕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人事多变、内斗不断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政治决策中,肯定有许多个人自私的动机。据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意见书害得毛泽东严重失眠。有一次毛在吃了三次安眠药后还睡不着,突然对身边的田玉云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的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华!"这里,毛恐人觊觎神器的帝王心态不是很明显了吗?这样的生活细节对於我们理解庐山会议的实质不是很有帮助吗?现在大陆的毛泽东研究,总是把毛的错误(罪行?)看作是好心办了坏事,是认识问题。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这种心理障碍,对於我们深刻认识毛泽东是极为不利的。

毛泽东对生活问题的双重标准,延伸到政治上,也就成了出尔反尔和不择手段,这一点对於中国社会影响甚大。例如他一方面号召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对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仁人志士残酷迫害、围剿屠杀。这比"莫谈国是",仅仅钳制言论的专制,要厉害得多。这种"诱民入罪"的残忍政策,弄得人人自危,民气萎靡,暴政之苛,莫过于此也!既然不关心不行,真关心也不行,结果就是人人被迫去假装关心国家大事。这同政治笑话中所说的"共产党假装爱我们,我们就假装爱共产党"互相补充,形成举国上下普遍的双重人格。致使民风纯朴不再,暴政之害,莫过于此也!

毛泽东人格上的巨大矛盾、混乱则是他政策的矛盾的认识根源之一。除上面说过的言行不一致外,他人格的矛盾还表现在如下多方面:想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不爱读马列的书,相反,终生酷爱记载帝皇权术的《资治通鉴》及描写封建腐朽生活的《金瓶梅》等线装书。许诺人民富裕的生活而又讴歌贫穷,大谈"富则修""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仇视斯大林的趾高气扬而又觊觎斯大林的权势地位。自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而又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想试验"大民主"而又放不开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自称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声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无法无天",却又深信道家的"采阴补阳"说,津津於研习道家的"房中术",后来竟到了每逢房事必同性伴侣一起虔诚地拜读道家房事经书《苏奴经》的迷痴程度。他本人酷爱读书却又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气质中富有浪漫主义情怀而却陷于低级趣味不能自拔……。这些,也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政策中充满矛盾、混乱。

毛私生活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关系,还突出表现为江青的从政经历。江青强烈的参政、干政欲望,多少同她家庭生活的不幸有关,是家庭生活失落、受挫后产生的某种补偿需求。假如江青是一个幸福、满足的妻子,她的参政欲望必不致如此强烈,即使参政也不会有疯狂的报复心理。心理学家认为"妒忌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江青的政治疯狂多少可从她同毛的关系中找到部份答案。而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在毛和江之间有一种默契,作为江青对毛私生活不干涉的补偿,毛也对江的政治活动采取不多干涉的态度。这显然是"四人帮"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王光美的家庭生活比她幸福得多,这或许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间残酷斗争的潜在原因之一。

现代西方选民对国家领袖的家庭生活相当重视,这在政治权力严格制约的法治社会,或许可说是有些将公务活动过多纠缠於私生活的倾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有道是幸福的人往往对人是宽容的。

据某些历史学家分析,东方文明的一个弱点是皇帝妻妾过多,因此帝王们往往将过多精力用于处理家庭矛盾,无暇管理国家大事。作为中国末代皇帝的毛泽东,显然重蹈了这一历史错误:性生活耗去了他过多的精力,於是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他本人所一直强调的"调查研究",以致严重脱离现实,做出了"大跃进""亩产万斤"一类显然荒谬绝伦的决策和去考虑"粮食吃不完怎麽办?"一类的愚蠢问题。

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有各种角度。而从个人的早期经历、心理素质去分析后期作为,向来是文学作品探讨中的一个严肃领域。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为什么不能成为严肃的研究呢?按照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连婴儿时期的经历对人的后期行为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能说佛氏的研究是不严肃的吗? 

 

、对毛泽东生活丑闻的态度和中国文化

   对於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毛泽东――最后的皇帝》影片,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诉这一影片,"画面和文字解说毫不相干,搞移花接木",对"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民族英雄和世界人民尊敬的伟人"毛泽东"进行恶毒毁谤和中伤""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该公司缺乏新闻道德的表现"。这种对待感性批判毛泽东的极端态度,也是需要作点分析的。

这个抗议相当软弱无力,完全没有一点具体的反驳,只是空洞的大帽子一顶,用的基本是中国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何其毒也"式的大批判语言。至于是否"画面和文字解说毫不相干"那样的技术问题,完全可以由观众去判断,不是一个政府所应该干涉的。

说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具体分析。首先,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私生活丑闻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人民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去这样干,毛泽东是毛泽东,人民是人民,中国人民不必为毛泽东的丑闻受"连坐"、背黑锅。从这个角度讲,揭毛泽东的丑闻谈不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毛私生活丑闻的曝光,对那些至今视毛泽东为革命导师、一代师表、民族英雄的人,无疑会有一种发觉自己受骗上当后的深深的羞耻感;对於那些至今还沉浸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种"无限幸福感情"中的人,无疑也是十分无情的一盆冷水;而对於那些至今还高举毛的大棒作大旗的人,更是残酷的当头一棒。从这个角度说,说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一举动"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这种场合下,受骗者应该把怨恨指向欺骗他感情的骗子,而不是迁怒於揭露骗子的人,这才是勇敢的觉悟者的作为。如果说英国广播公司这一影片揭露了中国人的"家丑"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去追究制造家丑的人,而不是揭露家丑的人。

须知主动暴露和批判自己国家的丑事,这正是一个国家自信心的和道德勇气的表现。联系到英国新闻媒介对自己王室"丑闻"的穷追不舍,我们对人家新闻媒体那种高度的敬业精神不能不表示深为折服。而今英语文化能发展到雄视全球的规模,这恐怕同他们的向来不太忌讳、害怕自曝其丑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自曝其丑才能不断去丑、改进。

其实,英王室的所谓丑闻,发生在平头小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所谓。这也许正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总是对小老百姓作过多的道德苛求而於上层执政者过于放纵西方则往往是相反对毛泽东丑闻的掩饰,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

从功能的角度两相比较,应该承认对小民宽松而对统治阶层、执政者严加制约的取向略胜一筹。因为对老百姓宽松,可以保持、生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力;而且国家的衰弱,总是由上层的腐败引起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们认为青年人的留长发、穿短裙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需要各级党组织密切关注的动向。这种观点不但不对,而且可以说事实上是相反:政府将行政力量用於限制人民的一举一动,致使人民唯唯喏喏,失去生气,国家岂有不衰弱的。

毛泽东之为千古罪人,恐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这看看斯大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而毛泽东所犯错误、罪行比起斯大林规模和程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要将这只黑锅长期背下去,实在是极为不智而缺乏远见的措施。真正明智且勇敢的措施,是庄严宣布将毛泽东――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浩劫和给中共带来巨大耻辱,混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者,永远开除出党!这样一刀两断地同封建余孽划清界线,才能讨还自身清白,才是保全面子的根本办法。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谅解,从而轻装上阵地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此,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绝后的悲剧,才终于有了一个喜剧的句号。

原载《北京之春》94年3月号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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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败在不能战胜自己

作者:梁应权2013-01-0104:24:17发布于:博客中国�源:�子�件 

  总有一些人整天歌颂宣传阐发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看来他们要以此作为他们一生的职志。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的人说的很明白。像郎咸平先生就说,毛泽东真的很伟大。能认识到他伟大的人,也很伟大。就是说,他们这批人,因为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所以他们都是与毛泽东一样伟大的人了。你否定毛泽东的伟大,你就是否定他们的伟大,夺了他们的通灵宝玉,他们非跟你拼命不可

     

   他们在攻击和谩骂那些反思和批判毛泽东的人时,往往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批判毛泽东?你能作出像毛泽东所做的哪怕手指头尖那么一点事吗?你做不出,就闭嘴!好像他们伟大到与毛泽东一样(甚至超过),所以他们才有资格评判毛泽东;其他人都比他们渺小,就根本没有评判毛泽东的资格。这真是毛泽东定下的霸权逻辑:在他传世的第一首据说是抄袭的咏蛙诗中说,春天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这些认定毛泽东伟大的人,真以为,他们就是春天里的青蛙了(可惜,他们连池塘边的青蛙都不是,而是井底的)。

  但是,自然界里真正的春天,却是鸟唱虫鸣蛙叫的美妙的交响乐,绝不会只有青蛙才能开口。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谁都应该和可以对自己经历的历史,作出反思和批判。即使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可以从别人提供的全面史料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绝不会只有青蛙的一种声音。

      

  我们承认,毛泽东的确是世界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几个人物之一。在他的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孙中山蒋介石和他等几个重要人物。人们可以从他们的成败功过立言立功立德诸方面去评价他们。

      

   我们要问:毛泽东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我的回答是,他胜利了,又失败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巨大牺牲和支持下,1949年夺得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他是胜利了。他要人民高呼他万岁和他战无不胜的思想万岁,大多数人民也顺从了。他要人民祝他万寿无疆,大多数人也照办了。(作为口头上的报答,他也高呼:"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想永远保有他的胜利。

       

   但是,他没有活到万岁,更没有万寿无疆。他在1976年,83岁上去世了。(任何人都会这样的,拥有最高绝对权力的人,也不会例外)。他一去世,基本就人亡政息了。因此,他还是失败了。

     

      

   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要正视基本的历史事实。看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在中国内部,他领导创立的"人民共和国",没有逃出黄炎培总结的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律。刚刚上任的中共18大的新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正提起毛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呢。现在中共正面临着亡党亡国(不是中国)的危险(这是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反复警告的)。

       

   在外部,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与斯大林怂恿金日成"统一"朝鲜,就是侵略南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把金日成打了回去。于是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结仇,虽然,1972年后,两国和解;但中美的互不信任,甚至不时的对抗,使中国始终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也造成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离局面。

       

   伟大派的人会说,正是由于后来毛的继承人违背了毛的思想才造成这种结果。

       

   我们要说,这正是毛的思想结出来的恶果。因为:

       

   在国内,他掌权后,虽然领导制定了宪法,但他是根本不打算实行的。他在中共内部说,宪法只是摆设而已实行宪法,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这是万万不可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且要一元化领导,这个最高领导就是他本人。他根本就不要实行延安窑洞对的承诺,根本不去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根本不让人民去监督他。所以,才使得中共的政权,今天仍然面对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他是中共今天一切根本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总根源。

       

   在国外,在斯大林去世后,他要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充当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准备牺牲世界和中国一半人口(1957年时,中国人口的一半就是三亿,世界人口的一半是27亿),不惜打核大战,以消灭以美国为首的全世界的"帝修反",建成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所以,他对于消灭农村的地富阶级,城市的资产阶级,以右派为名推残几百万知识精英,搞"人民公社"饿死三千多万农民,以右倾为名镇压党内百万干部反对派,搞文革武斗批斗及"群众专政"致死千万人整成亿人都是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对国内尚且如此,输出到国际上,更加残酷惨烈就可想而知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是最凶残的例子)。这就是直到今天,全世界对中共还继续坚持毛思想不能放心的原因。

        

   伟大派会说,毛这样想,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所以,他还是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是值得我们坚持下去的,是值得我们歌颂的。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如资中筠哀叹的,真是"欲说无语"。中国人民是不是要永远当"劳苦大众"?那就真的等着亡国灭种好了(好在中国人口多,又有许多人到了世界各地,灭种还不至于吧)。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是彻底失败了。我们跟着他,也彻底失败了(曾经的胜利算得什么,希特勒不也胜利过麽?列宁斯大林不也胜利过麽?历史上,亚历山大凯撒・ 拿破仑彼得大帝成吉思汗不也胜利过麽?)。

      

毛泽东为什么会失败?

     

   他失败在于他不能战胜他自己。(他几乎战胜了他所有外在的敌人)。

      

   他把他自己当作神。他在早年的文章《心之力》中,开章明义的说,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这个思想,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对天地人没有任何敬畏之心,而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对此他是乐极不疲的。1958年 "大跃进"的疯狂年月中,以民谣形式喊出来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应是他内心的写照。他敢对 昆仑山说,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他对斯诺说,他是要人崇拜的。他要人民把他当作真神那样来崇拜和敬仰,来服从,来效忠, 甚至为他而死,因他而死。。。。他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呼"人民万岁"的。

       

   但是,任何人都不是神,都不能成为神。他不能战胜他自己要成为神的欲望,并且要在人间社会里,实际当"",这是妄想,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所以他最终失败了

       

   伟大派说,毛泽东是"信神"的,他把人民当上帝。这不是真实的。他至死,没有为他的错误和罪行,向人民道过歉,认过罪。更谈不上悔改。他始终追求的是获得和保持他自己的最高绝对权力,至死不放。这不是现在还有许多人像他那样继续坚持和追求的吗?伟大派不也这样维护和追求的吗?

     

   看看拿破仑的历史吧。在他称帝前,他顺应法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充分发挥他的政治军事思想才能,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为法国赢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但当他称帝以后,他逆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而动,尽管拿破仑还是拿破仑,他就一步步走向孤家寡人,彻底失败,惨死孤岛的命运了。

       

   第二,他不能战胜以他的方式追求最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欲望;相反,他身体力行之;(这有许多历史事实为证)

       

   第三,他不能战胜以他的方式追求最高性生活享受的欲望;相反,他身体力行之。(这也有许多历史事实为证)

       

   这三条,追求独占特权,追求巨额钱物,追求占有众多异性(或同性),不就是现在中共党内严重贪腐所暴露出来的根本问题吗?薄熙来等等高官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难道毛不是始作俑者吗?不是他留下的坏榜样和种下的祸根吗?伟大派们,你们不是要反对特权吗?不是要反对贪腐吗?不是要为劳苦大众伸冤吗?你们坚持毛 "伟大"的言行不是与此南辕北辙吗?你们伟大在哪里?

   

      

   真正的救世主,他来到世界,主要不是来解除人类外部所面临的黑暗,不是利用一部分人来消灭其他人的黑暗而保留甚至扩大自己的黑暗;相反,他主要是消除所有人内在的黑暗。只有所有人内在的黑暗消除了,每个人就会贡献给世界光明。这样,整个世界就光明了。自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自己内心却还充满黑暗,不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黑暗,哪怕他有能力暂时战胜了外在的一些黑暗,但由于他自己内心还是黑暗的,他最终留给世界的,还是黑暗。所以,他最终并不能真正给世界带来光明,只会带来世界末日

      

   伟大派们,请与我们一起,通过认识别人内在的黑暗,也认识我们自己内部的黑暗,努力去掉自己内部的黑暗,以求给人以光明。来共同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吧。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不要相信任何人世间的救世主。去掉每个人内部的黑暗,要靠每个人努力建立自己可靠的神圣的信仰。我们每个人光明了,世界就不会有末日了,那就是永恒的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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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李敖之死与李敖之幸

来源:参与 作者:�流  [日期:2013-04-20] 

(参与2013年4月20日讯)今晨打开电脑看见网友张佳羽发来的题为《一个文学狂人昨天晚上孤独地走了》的一文。说的是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李敖" 2013年4月1日晚21时47分卒于一中国台北市的荣民医院。如果这是愚人节的闹剧,我祝李敖健康长寿,一千次不死;如果这是上帝开错的一个玩笑,我的悲哀化作清明雨,洒在洁白的花瓣上。

�是我对李敖的送别,也是对李敖的祈祷。

送别他在那个世界里,可以目睹那些在阳间做尽坏事恶�的人,如何在阴间遭受"上刀山、下火海、油锅炸、磨子推"的惩罚。

唯物论者毛泽东之流的人说,�是迷信、鬼话。我�个曾今是唯物论现今是唯心论的人,却认为�是"善恶循环,必有报应"的天道。不然何有朗朗乾坤的世界?

为了免去报应,就连位上"坚持五不搞"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先生,一卸任后就迫不及待地带上随从,忙着去道观许愿敬香。看来他怕遭报应。

俗话说得好,"人在做,天在看""三尺之上有神明"。中国最遭报的就是毛泽来。他主政中国27年枉杀了几千万无辜,一个反右运动把近百万知识人沦为囚徒,一个"升虚火,发高升"发高烧的"大跃进",活活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中�人。为治死共同打江山的战友刘少奇,不顾�家和人民的死活,倒行逆施,悍然发动反历史文明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一亿人挨整,两仟万人死于非"(叶剑英语)。结果他殡天不足十天,其"第一夫人"青江女士和亲亲侄儿毛远新,就被他整的人抓捕。后经特别法庭审理,一个判死缓,一个判有期徒刑20年。

我们�些被毛泽东整了22年的右派,莫不欢声雀跃,笑颜逐开。�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皆报"。为此,在�里卖卖"劝世文",真诚地奉中共那些在位的大小党政官员,少做坏�恶事,多做好�善�,切勿轻易动用公权力打人、抓人、杀人,更不要以势压人欺人。给别人一条出路,就是留给自已一条退路。凡是不给人留活路的人,自已也就没有退路。

言归正传。我搜索了"百度""谷歌",李敖没有死,正在一边饮酒品茗,一边写博客,活得十分滋润哩。不过,如果他在中国大陆,早死了一百次、一千次了,哪还有李敖?我羡慕他有幸生活在台湾。

原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大陆特号右派分子罗隆基先生说:国民党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根本没有民主。在毛泽东时代,一言杀头,一字坐监,�样的例子何止千万。四川大学生物系女生冯元春,在1957年"鸣放"中,放了一句"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被定为"极古",后杀于南充监狱;北京大中电器�始人张大中的母亲王佩英女士,在"文革"中喊了句"拥护刘少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即被军�法庭判处死刑。遇罗克因不同意"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洞洞""血统论",写文反驳而杀于北京。

李敖呢?当代中�文人之幸。难道事实不是�样?

他出生在黑龙江哈尔宾,自幼家富,就读于北京名校第四中学。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随父去了台湾,毕业于台大,后以文为生,用文骂世,成一代名人,被西方媒体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他性格特异独行,著文说事,从不人云亦云。两次因言罪,被囚"于监狱七年,桀骜不驯的性格未受到任何打击,出狱后依旧狂妄至极,十分痛恨国民党蒋家政权的独裁统治,成为笔下挞伐对象。为此,获得台湾一干民众的支持,当上民意代表。他去台湾立法院开会,提一串臭鞋,不管你多大的头头脑脑开讲,只要你站在台上满嘴跑火车,不务实,就向你扔臭鞋;你敢官老爷架子十足,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哼哼哈哈地打官腔,讲屁话,对不起,他就敢自带枕头,睡在沙发上翻看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或敞开西服的胸襟,一手插腰,一手戳戳点点,对仗叫阵。。他从不加入任何党,以自由主义大师自命不凡,

他对自己的情怀毫不掩饰,敢在电视台公开宣示心中又暗恋着谁。他对自己可意的人儿,敢于冲锋陷阵、死皮懒脸地追求。最有名的事件,就是追他后来的这个老婆。那时他在车站候车,看到一妙龄女子正读他编发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他就认定这女子是自己的红颜知己。当时自己都50多岁的半老头子了,还情圣于一个不足20岁的女大学生,正事放一旁不干,流氓兮兮地跟踪人家,在人家惊慌失措时,他挡在人稠言多的地方,大声宣称自己就是走红的名人李敖,扑通跪下来向妙龄女子求婚!

如在中国大陆,李敖是铁定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五顶�帽,一顶也不会少。按照他言行与性格,必死!!纵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杀头也是重中之重的"维稳对象"。只有台湾的制度与体制,才有李敖的生存空间,所以他是中国当代文人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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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衣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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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风云人物,前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先生于2013年4月18日于上海新华医院病故,享年67岁。17年前,本刊编辑亚衣先生曾采访潘国平。现将这篇采访重新发表,以示对潘国平先生的悼念。

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

亚 衣

潘国平先生

  潘国平,文化大革命中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常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四人帮"垮台後被中共当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满释放後又被判处六年徒刑。潘国平先生不久前来到美国,在阅读了本刊关於文革的一系列研讨文章之後,他与记者颇为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重要经历和对中国工人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些思索。

毛泽东知道"潘司令"

  :最近本刊连续刊登了一些关於文化大革命的探讨文章。您是文革初期名显一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作为直接当事者,想来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有独到的了解和见地。我想先请您说一说当时是如何起来造反的。

  :我生在上海,初中毕业後应征入伍当兵,後因训练受伤复员,被安排到上海玻璃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一九六六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您那时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本来在车间当木模工,後来被借调到厂工会做工人福利工作,发发票子,不过我还不是干部编制,只是一般工人。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扬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您是如何参与成立"工总司"的活动的?

  "八一八"之後,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上海"点火",我在街头辩论会上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也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九月份我被工作队困在厂里,曾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的帮助下逃离工厂,到北京"告状"。回来之後,厂里一部分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担任了队委,这就是我们工厂的"造反队"

  十一月六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召开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情况的座谈会,我参加了会议。有十几个工厂的代表到会,王洪文也来了。座谈会刚开始并没有说要成立组织的事情,主持会议的首都三司的姜涛只是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进展,让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在大家的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的发言,他揭露上海市委在他们单位树立的"红雷青年学习小组"是一个假标兵。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而当时大家对市委还是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另外一个是铁路装卸修理厂的蒋周法揭露了他们在工厂遭受关押和毒打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两个发言使得大家群情激愤,但还是没有人提到成立全市性造反组织的事情。

  :成立全市工人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据说是首都红卫兵出的?

  :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包炮在总结发言时提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否代表首都红卫兵组织,我不知道。因为後来中央文革对上海"工总司"不表示支持时,首都三司曾经说包炮不是三司代表。包炮那次讲话有一定的煽动性。他说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应当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要求北京红卫兵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如自己成立组织。那时上海市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包炮说,上海文化革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三级干部会议的当权派手中,而是掌握在你们这些工人造反派手中。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并准备召开成立大会。在座谈会上根据包炮的提议,只选举了大会的主席团,有我、王洪文、叶昌明、陈阿大、范佐东、蒋周法、徐美英七个人。主席团再选举一个人负责筹备工作,主持会议,大家选了我,我就成了主席团的主席。组织的名称开始有人建议叫"赤卫队",理由是继承上海工人几次武装起义的革命传统,後来给否定了,组织名称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顺便提一下,在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其它人写的一些文革回忆录中说这个名称中的""字是王洪文加上去的,其实不是,而是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提出来,我和王洪文都赞成的。

  :这样,您就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了?

  :是的。所以上海的工人都叫我潘司令,连得後来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我。从座谈会到"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几天里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我通过他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我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荻秋,但没有找到;第二,我在巨鹿路原来"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我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炮司所在地作工人造反队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实际是抢。後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北上告状和安亭事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事,这件事情也是由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引发的。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在十一月九日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的人少了一个。因为在六日的座谈会上,负责做记录的炮司红卫兵提出要组织上海造反派的联合调查团,对我们工总司主席团的七个人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造反动机都进行审查,他们到派出所、工厂、街道去调查。成立大会那天上午调查结果出来了,查出陈阿大的父亲为资本家隐藏黄金,所以陈阿大就被从主席团中除名了。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由我主持,到会人数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有将近三万人。广场里挤满了人,周围的马路上也坐满了人。会上出现的一个插曲是有一个女青年上台揭发一个"大阴谋",说这个会议不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会议,而是首都红卫兵操纵的,说我潘国平不是工人,而是北京的红卫兵,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复员退伍证件都拿出来让大家看,风波才平息。在会上我和王洪文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参加会议的各工厂造反组织派一个负责人到会议秘书处开会,提供他们厂的造反队名单,包括负责人和联络电话。可以说工总司这个时候才真正组织起来。各个工厂的代表用各种各样的纸,写了一大堆名单,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我记得当时有四百七十多个工厂,名单上有五万七千多工人造反队员。

  :当时你们是否要求上海市委派人来出席会议?

  :是的。尽管我们一直在对市委施加压力,但是市委最後只派了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到会。张文豹说不发言,也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这样就造成了群众情绪的对立和激化。会场上有人高喊:"我们到市委去!"这原来并不是我们主席团的安排。我看这个样子就说,大家到延安西路市委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走,於是队伍就向市委开了过去。市委工作人员说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我们,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友谊电影院,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曹荻秋。下一步作什么,我们也没有计划,正在碰头商量的时候,有一辆广播车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的广场上广播"中央来电",说周总理打电话来讲"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我接见你们"。群众就一下子轰了起来,大家高喊:"到北京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弄不清真假。我和王洪文就跟了队伍到火车站。那时已经有先来的人登上了一列火车。戴祖祥带了"工总司"的大旗,领一批人先出发,後来被困在南京;我和王洪文登上另外一列火车,不久被困在离上海不远的小站安亭的卸货场上。

  我们乘火车北上是无意的,而把我们锁在安亭,上海市委确实是有意的。粉碎"四人帮"後当局对我进行审判时我说过,对安亭事件我有责任,上海市委也有责任。如果上海市委负责人早点在市里接见工人或者同意我们上北京,根本就不会有安亭事件。

  :我想知道的是,既然你们造反了,为什么还要求已经作为你们造反对象的市委领导来参加你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你们呢?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造反派成员的思想基础中还有正统的东西。如果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承认,对自己说有一种安全感,也容易争取群众。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强盗""官兵"对抗的思想约束的。至於後来造反派得势了,有些人吹嘘自己当时路线觉悟如何高,那不符合事实。在粉碎"四人帮"之後,又有人把造反派说成都是自觉的反对共产党的份子,也不符合事实。

 

张春桥的政治赌博

  :应当说,安亭事件的发生,在"工总司"方面说来并非是一种主动行为。

  :是的。被困在安亭的那么多工人又冷又饿,为了去北京申诉,拦过北上的火车,十四次特快国际列车被拦的时间较长,事情就闹得更大了。我当时并不主张拦火车,也没组织拦火车,更没有後来有些文章所说的"卧轨事件"。主要怕给人借口来攻击造反派,因为拦火车在社会上总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当时上海市委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跟我讲,是他直接打电话给陶铸的,那时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陶口头指示不能支持我们;以後陶铸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是不能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组织,而且要求我们回上海,由市委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上海市委还专门派人送报纸给我们。不久市委将陈伯达的电报送到我这里。陈在电报中讲"大道理管小道理""抓革命促生产",要我们回上海。这个电报给我的感觉是陈伯达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就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有些工厂代表看到电报就回上海了。电报是我收的,我叫丁德法、徐美英他们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说,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我与包炮商量,包炮大骂陈伯达右倾,还准备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子。我和包炮说,我们不能反对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谁知道市委会怎样处置我们?那时我想出了一个注意,说现在是不管真假,我们都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这样了。後来上海很多工厂的工人造反队之所以拥护我,就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的关键时刻拿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迫使当权者作了让步。

  :张春桥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他主要作了哪些事情?

  :在我收到的市委送来的陈伯达的第二个电报中(也可能是同一个电报的第二个版本),说到中央文革要派张春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似乎觉得有了一点松动的余地。十二日凌晨,张春桥一到现场就要我们回上海,而我坚持要他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在事件的现场最多时有一万多工人,很多人睡在列车与铁轨之间。我对张春桥说,你知不知道工人又饥又饿,你一来就要他们回去,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我当时很激动,确实有点感情化,也流了泪。边上陪同张春桥的红卫兵责问我对中央领导是什么态度。张春桥则叫我冷清一点,说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不要意气用事,也叫边上的红卫兵不要发言。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他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肯定工总司是什么组织呢?张还问我对这么多工人的情况是否了解,我说当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工厂中都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的,这一点可以肯定。我对张说,要了解情况,最好也到现场去。边上的红卫兵就说要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我说我负责安全。张实际上并不想去,我就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口口声声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的吗?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王洪文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自始至终都是我与包炮商量的,有时我们还走出会场到外面商量了再进会场。当时与张春桥的谈判就是两点,第一,要他承认我们这个组织,他说不了解情况;第二,要他与群众见面。在要他下去这一点上我是施加了一点压力的,话说得比较重。经过一番考虑,张答应去见工人。我们就弄了一辆卡车一起到工人集中的广场上去。为了要在张春桥面前显示我们工人不是乱七八糟的,我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基本秩序还是好的,发言从凌晨四点多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发言完毕,我就问张春桥能不能表态,"如果你觉得情况还不了解,那么我们就继续发言;如果你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请你讲几句话",我说总要表个态。张春桥就讲了话,他表示一定把上海工人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他要求大家先回去。在大家的要求下,张春桥表示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支持大家的。张说完後,我和王洪文也简单讲了几句。我让工人们回上海,但是队伍不解散,到文化广场。我请张春桥让市委给我们工人送点被子和食品,张很惊奇,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家里的人都等着你们"。我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书面的东西。

  :您是否认为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赢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您对张春桥总的看法如何?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後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後工作要提供方便。(亚: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後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後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帐。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後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後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後,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後有慨念,可以先斩後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在陶铸被打倒之後,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王洪文的整人与发迹

  :在王洪文与你之间,张春桥是比较喜欢王洪文的。

  :是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讲,从处理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用王洪文而不是潘国平,张说潘国平很难驾驭。王洪文後来把这个话讲给王秀珍听,王洪文的司机原来是我的司机,就把这个话传到了我这里。

  安亭事件确定了张春桥与我的关系。一些红卫兵後来对我说,张春桥像佛一样敬我,像贼一样防我。""我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中逼他下注,结果使他大赢了一把。防我是因为我不大听话。张後来在要我处理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的大联合时,也对徐景贤说过,上海不光是工总司听潘国平的,红卫兵也听他的。实际上我与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确实很好,像红三司的安文江,红革会的李功佐,交大"反到底"的严步东,炮司的邱励鸥,周谷声等等。所以张一直想利用我,不愿意得罪我,同时又想用他人来取代我。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与很多人发过脾气,对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张与我的这种关系连得王洪文也一直没有弄懂。王洪文几次要把我整下去,在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後,又把我隔离起来,写报告要把我当做反革命逮捕。张春桥为此事向他大发脾气。他对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我现在要叫你王副主席,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潘国平打成反革命,把我放在什么位子?主席肯定处理安亭事件的谈判,难道我是跟一个反革命谈判,签订协议?"这话是在毛泽东批评王张江姚时,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告诉我的。因为张春桥的态度,王洪文整我就不了了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张春桥这个人搞政治,不管正面还是反面,是很有能力的,也有点学问。他的特点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他对王洪文这些人说过,为什么老是要把潘国平整下去?不是说要重用潘国平,而是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他後面有一大批人,他的能力不一定在你们之下,让他在市革会担任一个职务,没有实权,把他褂起来,使他有力用不上,因为本身是市革会领导,就不能反对市革会。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张春桥这个人的权术。

  :可不可以说说王洪文的情况?

  :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我与王洪文原先就认识,因为我所在的工厂与他所在的上棉十七厂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远。他也是复员军人,文革前在厂里当保卫科的干事。当时他们厂的造反队在工厂里处境不好,特别是老工人都反对他们,而我们在工厂里的处境还比较好,很多老工人同情我们。王洪文问我怎样争取老工人的支持。我说我们从来不公开指责老工人是保皇派,不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後来我还到王洪文的厂里去过。从工总司成立到安亭事件,王洪文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也因为这样,我始终没有把王洪文放在眼里。一九六七年聂元梓到上海来,对我说王洪文有野心,背後搞小动作,要我设法清除他,我也没有在意。即使在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我还是这个态度。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全面夺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後,我是领导成员、常委,还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六八年初张春桥提出在市革会和工总司里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之後,因为王洪文是党员,才由他担任了主要负责人。六九年我与王洪文在工总司会议上发生一些争执,我一气之下回工厂劳动,三个月没有到工总司上班。我自己年轻,在权力斗争中没有经验,因为正是我这样一走,就把权让了出来,王洪文就着手精简机构,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个岗位,事後又与张春桥一起以市革会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决定我下厂劳动,但是保留我在市革会和工总司中的职务。王洪文陆续把当初一起造反的伙伴整下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他当上副主席後,王秀珍还跟我说过好几次,让我写信给王洪文"表示表示",我一直没有理会。当时王洪文是很希望我写信向他表示忠心的,因为他觉得我後面还有一大批人。一九七五年有一次王洪文回上海,市革会开全委会欢迎王副主席,很多人围上去与王握手,我没有走过去,後来王走过来跟我点点头,我理也没有理睬他。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只会整人。

  :您对王洪文总的看法如何?

  :王洪文有一种保卫干部的小计谋,但是没有宏观上的雄才大略,文化水平一般,理论素养也比较差。但他比我成熟,在抓权、整人上有些办法。不过,尽管他后来的地位比江青、张春桥高,但是他还是听命於江和张的。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悲剧人物。

 

毛泽东掌控上海文革大局

  :说起江青,您与江青有没有什么接触?

  :张春桥曾经在私下说过江青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话说得不错,我与江青也吵过架。在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之前,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负责人会议,那时因为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我就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是反所谓的"经济主义妖风"的,这是我和陈丕显在上海一起搞的。在我到北京之前,我们在锦江饭店开会,决定由我招集造反派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陈丕显提供一个可以主持上海工作的原来干部的领导班子名单,因为当时周总理要陈出来主持工作。这样我就在北京的会议上就说现在有一股接管风,我不主张全面接管,考虑到造反派缺少专门的业务知识,可以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中央决定哪些干部是比较好的,可以用的,由中央任命,造反派监督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江青就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叫我不要讲了,下去。我当时气得头脑发热,我想你江青当这么多人的面这样对待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我就说,"中央文革不是说好话坏话都要让人讲完嘛,你也要让我讲完呀。"江青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顶撞她,就对大会说:"你们说他的观点对不对?"下面的人就大叫:"不对""要不要让他说下去?""不要"。我被赶下台,心中当然不服气,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在会场的周恩来,要求继续发言。周恩来确实是中庸到家,收到条子,他就拿了话筒说,"潘国平同志,你的意见我知道了,过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讨论夺权的问题,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今天你就不要发言了。"这样也就不得罪江青了。

  开完会,江青说"上海的潘国平留一下",这把我吓了一跳。在休息室,江青和我握手,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说上海来北京上访的工人很多,造成很大压力,全国各地来的人也很多,"你这个司令能不能把他们带一点回去,减轻一点压力?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个任务。"总理也和我说能不能做做工作。我当然答应。江青就给了我她在钓鱼台的电话,总理给了我国务院的电话,还说给我派车和联络员。过两天我把上访工人的事情处理好,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回去了多少人,他说感谢我,还说已经给我准备了飞机票,因为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决定全国夺权,上海正在筹备,要我马上赶回去。这样我就回上海,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在他们的眼睛里作为一个工具大概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上海造反派的许多行动在当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发动"一月革命"直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您是否认为在大局上都是毛泽东驾驭的?

  :一九六七年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过毛泽东。毛对我说:"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未谋其面"。我觉得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点基地。当然,整个文化革命也不是完全按照毛自己预想的图纸进行的,其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党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在斗争,而毛是非常善於利用群众组织的一些行动,把它引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肯定了《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都是这样。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上,周恩来开始打电话让陈丕显出来,陈丕显和我原先策划的方案与毛的设想不一样,就不能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看毛泽东的颜色行事,想办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出毛的意图。最好是毛心里想的还没有说出来,他们就能做出来,然後得到毛的肯定,安亭事件就是这样。

  :从全国范围的文革来看,上海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地区,武斗的规模最小。一九六七年八月工总司砸烂"上柴联司"的武斗,是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据说当时毛泽东也在上海,还支持和表扬了王洪文指挥的这场武斗。

  :那时毛泽东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是在武汉的七二�事件之後,据张春桥事後对我们说,当时上海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砸"联司"的电视记录片,毛泽东看了这个记录片,表扬说"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主要认为这样有利於稳定上海的局面,他希望上海的局面稳定,至於武斗和死人,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毛泽东是不在乎方法问题的。

  :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泽东让王洪文进京,主持中央工作,後来又批评他与江清等人结成"上海帮"。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上海帮"或者"四人帮"的兴盛与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不说张春桥、姚文元是毛泽东从上海要去的,王洪文也是毛亲自点名到中央的。记得有一次张春桥在康平路开会之後与我们这些工总司常委打了个招呼,说我们的材料都从原单位调出来了,是主席要看看,让我们不要紧张。汪东兴有一次在上海也和我说起这个事情。毛後来调看了王洪文、我和耿金章三个人的材料。张春桥後来说耿是流氓无产者,在国民党汉奸部队中当过兵,说我太年轻。我估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张还说有一次毛主席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张说他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希望我们多读书写文章。我自己写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还请了一些大学教师来给我们上课。我想毛那时调王洪文进京,是有意让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後来王与张春桥那么紧密,不合毛的心意。

 

工人造反与人权侵犯

  :在工人造反派起来时,学生红卫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後来,"工总司"紧跟张春桥和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组织,比较典型的是镇压了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这是什么原因?

  :红卫兵与工人在社会地位上本来就不一样。红卫兵、学生是社会的准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稳定。他们可以冲冲杀杀,但是不是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对中央文革来说,学生的思想比工人活跃,可以被利用来冲锋陷阵,但是不好驾驭。工人造反队本来是为了反对当权派的压制而起来的,但是它又在维护这个制度。在保卫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过程中,我认为工总司成了当权派压制他人的一种工具。

  :那时的工人造反队又是如何对待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

  :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实际上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是在维护自己已有"劳动模范""积极份子"和党团员的地位。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後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後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双方的斗争中,都有侵犯对方基本人权的现象。不过,文化革命中最早的大规模的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是从初期的红卫兵"扫四旧"开始的,受害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情况很惨。工人造反派,至少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没有参加这一时期的扫荡活动,但是我承认,在工总司后来组织的一些批斗资本家的运动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国范围中的武斗就更不用说了。

  :您是否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也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後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阶段?

  :可以这么说,但它是很不成熟的一个部分。无论从理论上,认识上,起动的目标上,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与後来的八九民运是不能相比的。当时的运动只是基於十七年中自己受到官僚体制的压制而对直接的压制者所作的反抗,没有人对这个体制本身提出疑问,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疑问。我认为值得肯定的是这场运动所表现的老百姓对自己应有权利的维护,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样的方向我觉得应当肯定,其中包括出版自由――大字报和各种群众组织的报刊;结社自由――工人造反队和红卫兵。

  :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文革的正面意义?

  :文化革命的一个正面意义就是那些在官僚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有了一个机会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我一样,可以起来保护自己不受到迫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结果就是工作队把我作为反革命抓到监狱中去,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由於文革,我这样的伤害就没有受到,就这一点来说,是文革保护了我,保护了像我这样的情况的一大批人,他们有可能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我觉得这一点不能说是错的。当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上很多的功利目标和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的争斗,在极权体制下,在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中,高级领导人为了击退自己的政治对手充分利用了群众,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样。

  :您很早就与王洪文他们保持了距离,但是在"四人帮"被赶下台之後,您仍然被逮捕,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托邓小平的""。七零年我被隔离审查後,我就与王洪文他们不再有联络。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许世友的儿子把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很高兴,很快通知了周围比较要好的人,我那时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那时有人告诉我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准备武装暴动,我马上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找汪东兴,汪不在,我请办公厅副主任周启才作了电话记录,说上海市委要武装叛乱,我坚决支持中央对王张江姚采取的措施。上海市委原来的一些老干部,如王一平,韩哲一,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他们也知道我与四人帮关系究竟如何。苏振华到上海市委当第一书记的时候,许世友也与他打了招呼,还叫田普来上海找我,那时中央工作组已经明确宣布不处理我了。粉碎四人帮之後的一两个月,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差不多全被抓了进去。而我是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才被抓的,主要是邓小平视察上海,彭冲向邓汇报说对我不作处理,邓小平说潘国平怎么可以不处理?王洪文原来还是他手下的,後来我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

  :您在文革中造反,风光一时,後来被排挤,监督劳动;"四人帮"垮台之後又受牢狱之灾。人生沧桑,感慨万千。请您择其要者,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想先谈谈我在文革中应负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光靠毛泽东、林彪、江青,要将中国在十年中搞得这么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像我这样一类人承上启下,十年动乱不可能。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中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害,我有责任。在文革之後当局审查我的时候,我说不管判我几年徒刑,我都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有人要说我在主观上原来就有搞乱社会,伤害他人的意愿,那绝对没有。我只有希望自己不受伤害,而没有伤害别人之心。再有,在我掌权的时候,我也没有批准逮捕过任何人,关押过任何人,我也没有打过人。这一点我与王洪文不同。但是在工总司组织的社会功能和影响上,作为"司令"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了个人责任外,在文革的大局上您有什么想法?

  :这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怎样看待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上台取消四大自由,理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实际上这是又一次明目张胆地剥夺中国人的许多人权,剥夺了很重要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邓小平也提出法制,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法制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建立的法制,又只是保护特权阶层而不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我说邓小平对文革的反动不是一种社会进步。

  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也好,八九民运也好,都是共产党的极权体制造成的。只要这种体制存在,就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和民意的正常表达。根据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它始终是把群众运动中发生的各种举动都当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对待的。在八十年代民运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很耽心文革中的造反派参加到中间,他们一开口就是防止四人帮的余党和残余份子"混入"群众之中,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讲,我觉得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民运队伍里的人也这样想,我就觉得不太好理解了。像我这一类人,也是群众运动的参加者,在参与反对专制体制的群众运动方面,也许经验还要比後来八九民运中的学生或者工人的经验强得多。邓小平这些人把我们这些人排除在群众运动之外,很正常;本身是搞民主、自由、人权的人也把我们这些当年争取自己的人权的人看做洪水猛兽,我就不太理解。我在监狱中接触过一些民运人士,总的感觉是他们受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的影响很大,形成一种思维惯性了。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造反派没有一个是好的。

  我想作的一个小小的呼吁是:请给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应得的人权。首先这是对政府当局说的。在我刑满释放之後,我这样的人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常常被人忘记。法院里的干部甚至对我说,在别人身上不算犯罪的事情,在我身上就算犯罪。这是什么法律?记得在一九八二年,上海有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刑满释放,他的一批朋友到监狱去接他出狱,点了几个炮仗"消消晦气",结果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向人民示威",又被重新抓起来,加判了十年。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似乎也在拥护政府和司法机构的这种处置,实在值得人们深思。我的呼吁也是对民运队伍里想全面否定文化革命的朋友们说的,至少也应当给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一点民主、自由和人权。看了《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这方面的感受很深。

 

加强中国工人的人权意识

  :作为一个工人和工人组织的领导者,您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否真正在依靠和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

  :中共成立以来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工人?其实对共产党说来,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稳定,服从领导,容易控制,也必须控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工人造反,天翻地覆。共产党敢於镇压学生组织,因为学生组织被镇压对社会的震荡不大。文革中多次利用工人组织镇压学生,向大学派"工宣队"就是一例。文革中是这样,六四事件中也是这样。共产党镇压学生是不大有顾忌的。如果八九民运有两百万工人上街,局面就大不一样。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历来对工人中间的反抗、异议活动一点也不容忍,对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个人或者小团体的镇压特别严厉。比如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份子",在工人中如果有出格的言论,那就一定是反革命份子。

  :从中国工人运动的角度,您对八九年中国工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情况有什么评论?在未来中国民运中,工人有没有可能成为运动的主力?

  :八九年的运动以学生为主,听说有个"工自联",但是没有太大影响。说到未来,当然有可能。在文革中上海的工人後来就替代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我觉得工人一定要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主力,也一定会成为主力。问题在於中国工人的自我认知和理论素养。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和人权意识也需要提高,可惜现在的官方的工会组织不这样做。

  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您为本刊撰写一些文革的回忆和研讨文章。□

 

  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9月号,后收入亚衣著《流亡者访谈录》,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2005年。

 ――胡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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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隐秘五毛"

兄妹窗台夜话 �源:�子�件 

《警惕"隐秘五毛"》奇文,好! 提示警惕,有良知;揭露隐秘,有智慧;看透五毛,会计算。

真不愧两个好燕子,翩然而来,这么快,就飞来了。原来,已经是春天。

多麽好的春天.中原郑州9、10号,前天的温度32度,由春直接近日夏天;昨天,10度,下午又下了,小雨、小雪、冰棱子。燕子的翅膀,怎么舒展呢?

坐中原,看四季。飞吧,燕子!你的喳喳声,太小了! 还是撒一把小米?吃不吃,拉倒!

中原 郑州 崔晟

在 13-3-11,燕赤霞<ychixia@yeah.net> 写道:

 自从习政权放松对互连网的管制以来,电子邮件(Email)交往量大增,成为知识分子交流的重要平台,对促进政治认识起到巨大作用。现在党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正在生死决战,刘云山控制的中宣部岂会忽略这块阵地?但是,这块阵地人的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毛左五毛和普通五毛都大败而回,于是决计派遣高级五毛,我们称之为"隐秘五毛"第一,职称或学历较高,为了他们顺利工作,职称或学历低的,立即升格,既奖励了"隐秘五毛"分子,又可起欺骗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二,用激进姿态出现,更起迷惑作用。说习政权是"救党派",他给人民的一点小好处,不是爱人民,而是为了救共产党,你们应当拒绝小恩小惠,反对习政权,与改革派决裂;第三,指责那些支持习政权的人,都是马屁精,大家不要相信他们,要坚持反对现执政者;第四,他们绝不公开反对刘云山、江泽民等,至多略反"死老虎"薄、周;第五,他们鼓励过激分子做过激动作,既可打击习政权,又可待机一网打尽消灭这帮过激分子。

 我们长期观察研究电邮特别活跃的几人,因为"隐秘五毛"既然收了巨款(司马南好象一次就收到500万),当然要马不停蹄日夜工作,频繁发邮件、评论、感想、批评,为主子立功。高越农和另一位,早在我们搜索范围内,他在3月8日发出"关于'上书'之我见",我们立刻意识到,他完全曝露了"隐秘五毛"的尾巴,所以立即揭露,希望大家警惕他当心他,别上他的当。此人的言论、行为完全符合前述"隐秘五毛"的五个特征,他就是"隐秘五毛"

 他此文的逻辑十分混乱,简直不象一个有头脑人写的,还"教授"哩。我们在"兄妹窗台夜话"中已经揭露。什么"救国只有靠启蒙",其他反对专制的言行都错了,没意义,这是象"教授"级的人说的话吗?"上书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这个谬论的臣服和默认""上书"与上访一样,是向当政者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和要求,是人民与改革派沟通的方式,有什么不对?高越农就怕习政权的改革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反响和支持,他骨子里恨死了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他的特权利益就不保了,于是假冒激进,最终目的是反改革,保党保江、刘。

江、刘保守派及其"隐秘五毛"恐惧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前不久,王歧山、李克强极力推荐党内学习法国人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以致新华书店该书脱销多时。托克维尔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其中提到几个"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现在正是"开始改革的时刻",江、刘保守派及其"隐秘五毛"恐惧改革,拼命反对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怕引发革命。习政权打击贪官,允许实名举保;限制公安、警察任意抓捕维权人群,尤其不准随便开枪;计划取消不经审判的劳教制度;放松网络管制,缩减搜索封锁,给予人民言论放松,等等,把保守派举刀砍向人民的罪恶之手抓住了,民众的恐惧情绪降低,会有进一步(得寸进尺)的要求,会促发革命,所以"隐秘五毛"配合主子的意图,极力反对人民支持、拥护习政权改良。散布"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内无一好人,都是红豆腐桶里的货,一个样。""改革是欺骗,不如不改革。""相信改革就会对共产党产生幻想,不问他真假改革,要一律反对!"等等,一句话,反对改革、改良,反对习近平。他们的俘虏对象就是过激者、头脑发热者、因为个人利益没达到怨恨地方政府而移恨习近平者。我们希望人们提高认识,不要上"隐秘五毛"的当,做一个有头脑懂策略的民主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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